吉宁博士观点
如何改革民营企业家，决策层和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公司制改组。但是，从1994年提出这一目标到现在，虽然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已经转变成公司制企业，但实际上仍是换汤不换药，其基本的运作方式还是传统的民营企业家那一套。
作为一位企业制度经济学家，盛洪一向强调企业产权变革的重要性。他说，民营企业家改革似乎迟迟未能见效，说明我们在“怎样改”上有问题，这就是我们总是去静态地看待民营企业家改革。事实证明，这种民营企业家改革方式导致的只能是表面的形似。
目前民营企业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也不是为了变成公司而变成公司。盛洪认为，静态的改革其实是错误地理解了改革。他主张在动态中进行改革，这包括我们为解决问题而采取一些新的企业制度，比如通过企业间的产权交易来进行改革。仅靠企业内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资源和制度资源，而缺少改革动力以及改革的手段和方式，这就是目前国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的资产存量在企业内是无法重组的，它可能需要跟别的企业进行重组，那么，产权交易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在西方，产权交易主要是企业间的资产存量或资源存量进行重组，但在中国，盛洪指出，它还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即一旦进行企业间的产权交易和并购，将导致企业产权制度发生变革。假如一家民营企业家要将部分股权出售给别人，那它至少变成有两个股东，他认为，两个股东和原来国有独资是不一样的，无论新的股东是私人、企业还是企业，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他们要计较分多少，这样也就更关注企业产权的边界，更关注企业的效益，更关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水平，从而也就更关注企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企业制度的变革。
盛洪一向强调交易先于产权。企业一旦交易，就要对产权进行界定。过去国企没有交易，赚了赔了都是国家的，对自己到底有多少资产，不甚了了，如今企业要卖，不论是卖给个人还是企业，都要进行资产评估和债务评估，他举例说，好比你家里有一台旧电视机，不卖的话，你不会想到它值多少钱，但当你要卖的话，你就会在这方面下工夫，出售企业与卖电视机是同一个道理。
当然，严格说来，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效益的改善，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首先是要贯穿这样一个原则∶一家企业收购或控股另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就有权改组被收购企业的治理结构，从产权结构、产权安排一直到董事会与经理层，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要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摆设。盛洪说，我们发现，一旦改变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同时也就改变了董事会。有些国有独资公司原来可能没有董事会，从没有董事会到有董事会，也是一个变化，它至少阻挡了企业干预企业。要是企业拥有产权，想对企业发生影响，它也只能通过董事会，而不能直接干预企业。
解决国企三大传统困难需要有新思路
人多、债多、负担重，被认为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三大传统困难。应该说它们增加了企业间交易和并购的难度，尤其是人的问题。在西方，接管的公司有权决定被接管公司人员的去留，但在中国不行。盛洪指出，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原来对职工有某种暗含的承诺，也即我永远雇佣你，当然换来的是职工的低工资，此外还有住房的承诺、养老的承诺、医疗保障的承诺等。从理论上来说，民营企业家是不能解雇职工的，但实际上这一合约并没有很好地得到执行。
盛洪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一种是把职工接过来，然后再慢慢调整，包括建立新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如有职工违反规定，则可以把他解雇。现在看来，企业间的并购一般是要包下职工的。包职工无非是包他们的福利、养老等等，被收购企业如果把职工甩给收购方的话，等于把其义务转嫁给了收购方。从经济学来说，义务就是成本，这就等于增大了收购方的成本，从而收购企业也就要降低其收购价格。他举例说，被出售的企业有净资产1000万，职工300人，如果把每个职工完全包下来需要两万元，那就是600万元，收购企业要把这300个工人接收下来，就为自己增加了600万元的成本，这样，被收购企业相应地也就要在其卖价中减掉这部分的钱，收购企业用400万元就可以把企业连同工人一块买过来。但如果你不包工人，收购价就得按1000万元计算。
企业间的并购和产权交易频繁发生的话，还有可能会形成一种市场价，包工人是多少钱，不包工人是多少钱，甚至会发展出一些更为规模化的机构来承担处理职工的任务。的确，企业职工给企业的并购带来了许多困难，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很多企业都没过关，这使得企业的并购进展相当缓慢。企业需做的是提供一个便于民营企业家之间并购的制度安排和程序，包括对工人的处置，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有这些明确的信息和政策，会简化买卖双方的谈判。
债的问题解决起来可能容易一些，它其实是企业和银行间的交易。盛洪说，他不赞成对企业搞什么补贴之类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但起不到什么效果，而且扭曲了市场信号。因为，有了这些补贴，企业就会去争取所谓的指标。他认为，这一问题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该是企业和银行间的谈判。假如企业欠了银行1000万元，很显然，银行在和企业的谈判中，它会去估价企业的资产有多少，它也许可能会免掉企业500万元，这种双边的谈判比企业行政命令免债要好。你企业要免掉企业的债务，我银行说不能减免，为什么？今后我亏损了你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实际上银行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主体，它不见得一分钱也不减免，假如这个企业确实没有还债能力的话。
除了银行与企业间的谈判外，盛洪还设想可以成立专业化的公司来处理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些公司会比银行更有经验，由它们来收购一些债权，看看这些债权是否有更高的价值。比如，1000万元的债权，它花300万元就收购了，而银行可能要500万元，这样，专业化的公司就会越来越多。
通货紧缩与信用缺乏有关
在当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如何去开拓市场，提升效益？盛洪认为，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一方面很多企业又抱怨市场竞争太激烈，产品卖不出去，而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许多产品的质量还是那么低。对此，人们往往感到奇怪，这跟市场经济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呀？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企业会去苦思冥想改进自己的产品，降低产品的成本。但现在却不是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很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说核心还是产权制度问题，它包括两块。一块盛洪把它叫作最坏的制度，即民营企业家私人承包。它坏在哪里？坏在用民营企业家的资源，打民营企业家的牌子，用有损于民营企业家声誉的手段去做事，而大量的收入却捞入个人的腰包。比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因为成本低，可以骗一些顾客，短时间内赚很多钱，大家私分，发奖金，企业的声誉和产品的牌子受到损害不管，因为它不是我的，它是国有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我损害它没关系。这种情形非常普遍。当然这里面也有国营企业的问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这儿干干，弄两个钱，明天看不行了，换一个地方再干，盛洪把这种现象叫作低信用均衡，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就是说，企业越如此，它越不能在一个地方立足，越不能立足，越要经常换，越经常换，产品质量就越不高，产品质量越不高，越不能立足，从而又越经常换，形成新一轮恶性循环。而相反的情形是∶企业珍惜自己的信誉，重视产品的质量，建立产品的品牌，就有可能在市场上立足，在市场上立足，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获得更多的收益，就能拿更多的钱去研究、改进产品，从而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企业在市场上立足了，就不经常换，也就可以更专业化生产这个产品。
中国产品发展的空间太大了，问题是企业愿不愿意去脚踏实地改进产品的质量。像联想、海尔这些好的企业就守信用。有人说，在缺乏信用的汪洋大海中有几个守信用的孤岛，它们就可以发展起来。因为信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种资产，信用本身就有价值。在这里，除了企业要讲信用外，还有一个企业怎么提供信用的问题。企业所提供的制度、环境、信用给人一种长期的预期，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
盛洪指出，当前宏观经济领域中的通货紧缩其实跟信用缺乏有关。所谓通货紧缩，通俗地说、是指货币周转的次数慢，大家都不买你的东西，货币怎么周转，没法周转。我要买你的东西，然后你买他的东西，他又买我的东西，钱又回到我这儿来，我又买你的东西，这样，货币周转就快；但这跟信用有关。发多少国债，降多少息，那是企业的宏现经济政策，而信用必然要靠民间的经济活动和民间的金融市场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的核心就是信用问题。如果民间没有信用，金融市场就发展不起来，因而就会减少货币乘数。乘数其实就是交易，只要有交易，货币就周转，周转快了，同样数量的货币就显得多了，也就不会发生通货紧缩。
信用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民间，一个是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盛洪特别强调企业信用的重要性。他说，假如企业没信用，老百姓肯定没信用；而企业有信用，整个社会也就有信用。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企业行为影响社会对于信用的看法，提升社会的信用水平，而现在我们出台的很多政策不能从长远来考虑，而是著眼于短期效应。孔子早就讲过“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说，一个社会连信用都没有，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老百姓就无法生存。孔子把信放在第一，把食放在第二，把兵放在第三，可见信用的重要。
重建信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呼吁，我们不能再去做损害信用的事了。总之，个人守信用对个人有好处，企业守信用对企业有好处，社会守信用对社会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