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乏成功的倒子。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最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却是效益低下，产品积压，连年亏损，职工下岗。为什么同样的民营企业家，却有兴有衰呢？我们进行民营企业家改革，解决民营企业家亏损的问题，不能不对此有所深思。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兴与衰，说到底，社会制度、公有制、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无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还是亏损的民营企业家，长期以来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对民营企业家的兴与衰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同样民营企业家也并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而普遍亏损。相反地，我们应看到，在目前的民营企业家中，企业领导个人的素质、能力、品德往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企业领导个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一心为公，视职工为兄弟，关心职工胜过关心自己，严格管理，正直做人，带动职工团结一心，刻苦钻研，勤于思考，企业就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甚至还可以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如果企业领导个人道德败坏，损公肥私，争权夺利，欺下瞒上，肆意挥霍，贪污腐化，不懂业务，不善管理，任人唯亲，漠视职工生活，那么再有发展前途的民营企业家也会败在这些败家子的手中。于是就可能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现象，企业倒闭，职工下岗。
由此可见，目前决定我国民营企业家兴与衰的关键仍在于人治而不在于体制（或者说是法制）。就拿四川长虹和青岛海尔来说吧。据说，八十年代中期四川长虹的品牌可能还不如西安黄河的彩电品牌影响大，四川长虹也不如西安黄河的实力强。然而，四川长虹正因为有了倪润峰，今天才发展成为中国的第一彩电品牌。而西安黄河，没有了倪润峰，今天却在亏损的民营企业家队伍中徘徊。假如当初西安黄河有了倪润峰，那么完全有可能今天的中国第一彩电品牌是西安黄河而不是四川长虹。同样，假如海尔集团没有了张瑞敏，那么海尔也绝不会是现在的海尔！假如当初张瑞敏到了其他的民营企业家，那么完全有可能崛起另外一座海尔式的民营企业家。又假如让琼民源、红光实业这样的股份公司的那些败家子们老总去经营四川长虹、青岛海尔，那么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恐怕也在劫难逃。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很少能象长虹、海尔一样发展壮大起来，其原因之一，还在于民营企业家还较多地存在一种摘桃子现象。所谓摘桃子现象就是当某一民营企业家的领导人经过辛勤工作，苦心经营，使民营企业家出现生机或取得极大的成绩时，往往便可能由于不遂其上级领导之意或者其他种种原因而被免职或调离，其多年来辛苦工作、苦心经营的果实轻而易举地被领导委派的其他企业负责人轻意摘取。而一个新的、平庸、无能、唯上甚至腐败的企业领导往往又会把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旦夕之间搞垮。这样的企业败类却没有任何体制或制约措施阻止他再调到另一个民营企业家继续当领导，甚至还会平步青云。所以摘桃子的现象愈多，能够发展、兴盛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就愈少，而亏损企业却愈来愈多。幸运的是，四川长虹、青岛海尔没有被人摘桃子，所以才有今天的长虹和海尔。
这种种的事实说明，今天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与壮大，还过份地依赖”能人”。然而，即使是在民营企业家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能人”，也很少有能够善始善终者。据报载，1987年国家有关部门评出的全国首批”金球奖”国企优秀企业家，十多年后的今天，硕果仅存只剩三人还在职。除调离岗位的外，有的人还走上犯罪的道路，典型的如于志安。象倪润峰、张瑞敏这样的”能人”对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与壮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们并不能完全依赖”能人”。”能人”什么时候、什么社会制度都有。”能人”无论在民营企业家，还是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都可能成功。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应建立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体制优势应在于：（1）能够把最优秀最出色的企业家吸引并推选到民营企业家的领导岗位上，使形形色色的”能人”愿意并能够为民营企业家贡献力量；（2）能够必然地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人翁意识，使职工关心企业，努力工作；（3）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及时避免和制止损害民营企业家利益的行为；（4）保证企业的决策行为有序、高效、科学；（5）那些平庸、无能、唯上、腐败的民营企业家领导能够及时被淘汰。只有建立起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制度或体制，才能使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发展和壮大，也才能减少民营企业家的亏损与衰落，最终建立起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制度。缺乏这样的体制或制度，那么个别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与壮大只能是幸运，更多的民营企业家亏损和衰落则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