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CEO的新标准
很多CEO以牺牲公司长期业绩为代价，追逐短期财务指标。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不能达到年度和季度目标，CEO就可能面临降薪甚至离职的风险，股票分析师、股东和董事会也会对其表现口诛笔伐。如果公司不能在长期表现上（超过90或180天）对他们施以同等的压力，CEO的这种行为模式将很难得到彻底改观。因此，我们认为，开发出一个简明但严格的长期表现衡量标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公司领导者天生倾向于对那些能够测量的指标进行管理。
为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在5年前启动了一个全球性的项目，来设计恰当的长期表现衡量标准。我们并未就此止步，在该项目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设计出一个CEO计分卡。它不但能让长期表现成为公司的中心议题，而且能够改变董事会、高管、顾问和管理学界看待和评估CEO的方式。
三年前，我们在《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0年1、2月合刊中，发布了一张CEO计分卡。我们用它来评估CEO在整个任期内的表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全球近2000位CEO进行排名。现在我们要更新该排名背后的分析方法，为此我们引入了两个全新的标准：其一，我们研究的CEO样本更加全球化 ；其二，我们不再单单衡量公司的财务业绩，还要评估他们在企业社会责任（CSR）方面的表现。
评断CEO
评断CEO
对于新计分卡的主体部分，我们采用了和三年前一致的评估方法。（见边栏“计分卡的制作原理”）新计分卡要做到以下三点：
评估每位CEO的长期表现，评估期为任期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如果CEO依旧在任期内，我们的研究则以2012 年8月31日为数据收集的截止日期）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考察CEO任期内公司的股东整体回报率（国别调整值和行业调整值），以及公司的市值增长。
全球化程度更高。2010年，我们从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S&P Global 1200）和标准普尔金砖四国40指数（S&P BRIC 40）中挑选样本公司。今年我们添加了另外三个新兴市场指数，这使我们的样本数量从1999家公司提高到3143家，增长了约三分之一。
更客观。有很多榜单用声望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CEO进行评估，但这种评估方法常常会受到知名度和名人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而我们的榜单只用数据说话，特别是在股东回报的表现上。其它指标如销售额、利润能力和创新能力等也十分重要，但它们很难进行跨行业的比较。
排名浮沉
排名浮沉
名列榜单前50位的CEO都有杰出的表现。他们的任期内平均股东回报率为1661%，平均市值增量为527亿美元（经过通货膨胀、分红、股票回购和增发调整后）。而样本中排名垫底的50位CEO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均股东回报率为-65%, 平均市值增量为-166亿美元。
继2010年后，斯蒂夫·乔布斯再次位居榜首，成为过去17年间最成功的CEO。这个结果应该不会让人们感到意外。苹果的市值在他的任期内提高了3590亿美元，股东回报年复合增长率为35%。我们预计这一纪录将在未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从2010年的第7位升至第2位。在他的领导下，亚马逊行业调整后股东回报率达到了12266%，市值增量为1110亿美元。近年来，这家网络零售企业正积极向新的细分市场扩张，如云计算服务等。同时，亚马逊还努力巩固现有市场地位。其营收增长丝毫未现放缓的趋势，去年公司的销售额提高了40%。
尽管惠普近期陷入困境，但其现任CEO玛格丽特·惠特曼（Meg Whitman）仍是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女性。她在1998年~2008年期间任eBay公司CEO，这段时间的优异表现帮助她位列排行榜第9位。
榜单前50位的排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一半（23位）的CEO系首次进入这一序列。变化的主因是我们采用了一个规模更大、国际化程度更高的研究样本库。2010年，进入前50位的CEO占整个样本量的2.5%；今年，前50位的CEO只占样本总量的1.6%。大部分新入榜前50位的CEO来自于新兴市场，这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同时，也有6位美国CEO和他们一起晋级。
诺和诺德（Novo Nordisk）是世界领先的合成胰岛素制造商，该公司CEO拉斯·索文森（Lars Srensen）成为本次榜单中最引人注目的新贵，他的排名从2010年的233位 飙升至目前的第20位 。自2000年入主诺和诺德以来，索文森在十年间共投入了5亿美元以加强公司的销售力量，并将诺和诺德发展成真正的国际化公司。当竞争对手纷纷重金投资于口服糖尿病药物研发时，索文森却反其道而行，终止了公司的口服药研发。此举让公司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胰岛素和其它注射型糖尿病药物，特别是公司的胰岛素笔产品，让病人免去了频繁使用药瓶和注射器之苦。
即便那些近况不佳的行业也会涌现出杰出的公司领导人。航空业近年来整体表现低迷，但李家祥带领中国国航逆势而上，取得了出色的业绩表现，其本人位列排行榜第17位。在2004年~2008年任职期间，中国国航的股东回报比行业平均值高1022%,市值增量达到370亿美元。在李家祥的领导下，国航取得北京主要机场50%的市场份额，并加入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联盟。
CEO的世界不是平的
CEO的世界不是平的
由于本次研究样本的国际化程度更高，我们终于能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更加全面的对比了。鉴于几十年来，CEO表现的评估一直以美国公司为中心，这更凸显本次研究的意义。我们现在能分析单个国家的数据，以找出各国公司CEO之间真正的差异。
过去10年，世界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我们本以为中国CEO（仅限A股上市公司，H股和海外上市公司不在范围内，下同——译者）将会有相对应的出色表现，但分析结果却让我们颇感意外：在我们研究的3143位CEO中，中国公司CEO的排名比美国CEO平均低176位。其中只有两名中国公司CEO进入排名前50位，而样本中有17%的CEO来自于中国。对于这样的落差，一位中国公司的领导者对我们表示，随着中国公司创新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日本CEO的平均排名则比他们的美国对手低562位。由于日本经济多年来的低迷状况，这并不让人吃惊。尽管美国CEO占据榜单前10位中的6席，但他们的整体表现却并不出彩，美国CEO的排名比拉丁美洲CEO平均低215位，比印度的CEO低140位，比英国的CEO低137位，只和欧盟CEO的平均排名大抵相当。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出色。
巴西CEO在本次榜单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总数仅占样本的10%，但在前50位中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8%。其中包括淡水河谷（Vale，第4位）的罗杰·安乃利（Roger Agnelli）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第11位）的毛里西奥·博特略（Maurício Botelho）。博特略在1995年接管这家国有企业时，公司每年大约亏损3亿美元。在此后的12年间，他将这家公司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支线客机制造商。有趣的是，位于样本排名最后50位的CEO中，来自巴西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这意味着，巴西公司正在进行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商业游戏”。榜单的另一个亮点则是墨西哥CEO，他们的排名比美国同行平均高108位。
当我们开始分析CEO成功的因素时，这种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有趣。
哪些因素能带来成功？
哪些因素能带来成功？
在2010年的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几个可能与CEO优异表现相关的因素，例如是否由内部提升；是否拥有MBA学位等。在今年的榜单中，通过对这些因素进行再次追踪，我们从各国CEO的差异中取得了一些关键的发现。
内部提拔CEO。内部晋升的CEO是否优于外部招聘的CEO？长期以来，管理学家们一直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争论不休。但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企业。
在我们3143名CEO的研究样本中，74%的CEO来自于公司内部。其中，印度的比例最低，为63%；日本的比例最高，为90%。从整体上看，内部CEO的表现优于外部CEO，前者的排名比后者平均高154位。这和我们在2010年的发现相似。但在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内部提升的光环并没有带来更优秀的表现。只有在美国、英国和拉丁美洲，内部CEO的表现优于外部招聘的CEO；在欧洲、中国和印度，两者的表现并无差异。一旦离开美国，影响CEO表现的因素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当公司陷入危机时，外来的CEO是否更受公司青睐？我们发现，那些表现差强人意的公司（在CEO就任两年前，公司行业调整后股东回报率低于-24%），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公司，它们雇佣外部CEO的概率要略高于正常水平。但空降兵的表现却因国家而异。在美国，他们的表现与内部CEO持平；在欧洲，他们的表现确实更好。在所有CEO刚接手时状况不佳的公司中，外部CEO的排名比内部CEO平均高370位。
拉丁美洲的状况却截然相反。内部救火队员的排名比外部CEO平均高750位。地区差异造成了如此悬殊的反差：很多中美和南美企业都是由家族控制的，还有大量企业由政府控制；家族企业和一些国有企业更重视长期战略，投资决策更加慎重，这种经营模式让外部CEO难以驾驭。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美国，不管CEO接手时公司的业绩如何，外部CEO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但这种结论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却并不成立。在选择CEO时，公司董事会应将本地区商业环境特色纳入到考量中。
伟大前任CEO的诅咒。如果CEO想要创造更多的股东价值，他们应该接手一家业绩不振的公司——至少这个结论在美国、中国、印度和英国是成立的。在这些国家，表现糟糕的CEO卸任后，他们的后继者常常会有杰出的表现。但在欧洲、日本和拉丁美洲，我们却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拉丁美洲的公司显示出更强的业绩连续性，我们认为这与当地家族企业、投资业辛迪加和政府的长期控制有关。这些公司的愿景并不会随着CEO的更迭而改变。上述组织负责制定公司的重大决策和政策，而CEO的主要任务是执行。
MBA学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商学院教育备受责难，人们认为职业经理人是股东价值的摧毁者。2010年我们也参与了讨论，数据显示出拥有MBA学位的CEO排名比其他CEO平均高40位。在今年的榜单中，我们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但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CEO能从MBA学位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行业。从整体来看，行业差别对CEO排名的影响微乎其微——大约会产生5%的差异。在前10名中，高科技行业占据半壁江山，其中包括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另外，能源行业的CEO虽然仅占样本总量的5%，但在前50位中表现突出，占据了16%的席位。
好CEO和善CEO
好CEO和善CEO
很多管理思想家认为，公司仅仅在财务上取得成功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提高所在社区、环境和员工的福祉。（例如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雷默在《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1、2月合刊上发表的《创造共享价值》。）这种观点本身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在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CEO极为罕见。
今年我们以MSCI 指数（具体指摩根士丹利无形资产评估指数 MSCI ESG Intangible Value Assessments）为衡量标准，检查了企业领导者的财务表现与公司在社会以及环境方面表现之间的相关系数。尽管很多CEO都立下了二者兼顾的雄心壮志，但我们发现两组数据的相关性基本为零（见《财务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两难》）。尽管有多篇文章认为，例如注重可持续性发展这样的企业行为，能够自动提高企业的财务表现，但现实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有些公司可能没有设定社会责任和环境方面的战略；有些则没有将这些战略与公司整体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公司无法全面地评估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实践；有些甚至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意识。
但研究显示，在我们拥有充足数据的公司样本中，有5%的公司能够进入分布图的右上角。这些公司不但有出色的财务表现，在社会和环境方面也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感。显然，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表明两者兼顾并非不可能任务。
这些引领潮流的CEO将成为创造共享价值的典范。达能公司CEO 弗兰克·里布（Franck Riboud）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家法国公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70亿美元。突出的财务表现使他进入了样本整体排名的前10%（对于一家健康食品公司，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同时达能在MSCI指数中的得分也非常高。另外一个例子是巴西Natura化妆品公司的亚历山德罗·卡卢奇（Alessandro Carlucci），他认为消除贫困和不公平待遇、保护环境和公司战略密切相关。两位CEO在各自的行业中都遭遇社会或环境方面的问题。例如达能面临的肥胖问题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Natura公司的雨林破坏和贫困问题。两家公司都调整自己的战略来积极应对这些问题。
我们记录了那些在2010年榜单中有良好的社会和环境表现，但在财务上表现不佳的公司（它们没能进入上次样本排名的前15%）。既然兼顾财务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是一项长期战略，我们想知道上述样本中，有哪些公司的CEO能上升至本次排名的前15%。最终我们发现有5家公司的CEO做到了这点，这5家公司是：阿迪达斯、西班牙Inditex时装集团（旗下有拥有ZARA等品牌——译者）、爱马仕国际、美国Fresenius医疗用品公司以及美国伊顿（Eaton）动力管理公司。
阿迪达斯CEO 赫伯特·海纳（Herbert Hainer）为公司设定了 “三重底线”的公司哲学，大力推动公司削减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增加使用可再生的聚酯材料，采用可持续方式种植的棉花。阿迪达斯最新的环保创新是干燥印染（DryDye）技术，这项技术使印染过程不再需要用水。伊顿公司的亚历山大·库特勒（Alexander Cutler）则将可持续性注入到公司的文化和实践中，公司开发出混合发电动力系统、水力动力系统和电力控制系统。这些产品能帮助客户和使用者节省资源并减少碳足迹。
这些新型的领导者拒绝将金融市场的需求置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之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向人们展示，公司在两个方面均可取得优异的表现。这些CEO已经为其他公司领导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们认为在短期内，衡量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不会变得像长期财务指标那样客观。因此我们将继续关注并展示CEO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以鼓励更多领导者在两方面都取得成功。
当今商业世界，每个人（除了反复无常的董事会成员和股市投机者）都认同，公司领导者应减少对季度营收数据的重视，将注意力集中到公司的长期表现上。空谈不会改变现状，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评估CEO表现的计分卡。我们提供的方法有两个关键的优势：一，客观、全面地评估CEO在整个任期内的表现，研究样本涵盖全球范围内所有主要上市公司；二，揭示公司财务业绩与环境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联。
我们希望董事会成员、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股东等，能用这种新的视角来更好地评判CEO的表现，并更好地甄选未来的商业领袖。（安健/译 骆毅/校）
莫滕·汉森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法国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教授；
埃米尼亚·伊巴拉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领导力Cora教席教授、组织行为学教授；
乌尔思·佩尔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财务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