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1979年，一位非常年轻的经济学家、副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竞争力如何塑造战略》（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该文是这位年轻学者第一次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战略”管理领域的革命。此人就是被称之为“天才少年”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他被学生和老师很严肃地称为“波特教授”，并俨然成为哈佛大学少数几个被称为“镇校之宝”级的人物。
波特声望和成就早已超越了学术界和管理领域。事实上，1985年他就被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任命为“产业竞争委员会主席”，研究国家经济和国家竞争力，并第一次提出了后来被广为使用的“行业集群”概念。
波特定义的“五力模型”、“竞争优势”和“价值链”概念塑造了一代管理学分析方法，引领了30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的商业实践。最为夸张也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在“20世纪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的50位人物”中，他位列前三，仅次于彼得·德鲁克和格林斯潘。而彼得·德鲁克本人也曾说过，波特是少数几位对管理学真正有过贡献的人物之一。
波特在学术界的地位为何如此崇高，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如果参照艾伦·查费（Ellen E. Chaffee）给“战略”进行的分类——线性战略（Linear Strategy，强调计划与预测）、应用型战略（Adaptive Strategy，强调管理者为中心，提供方法，注重适用性）、解释型战略（Interpretive Strategy，善于叙述和比喻，不以量化为方法）——你会发现，波特的战略管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他开拓了制定战略的全新方法论。
1990年，明茨伯格就曾发表过一篇梳理战略管理学派的文章。他认为，波特的战略善于“分析过程”，波特1980年的《竞争战略》一书是战略管理理论的分水岭，是从经济学领域吹向管理学的一股清风，五力模型是基于可以被反复测试的经验主义。其核心的竞争战略，将公司的表现置于市场、行业之内分析，而非传统的“开处方”。从某种程度讲，他的战略理论是经典的经济结构论的典型代表。
也有人认为，波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军事战略思维引入商界的集大成者。公司就像一支军队，战略用于应对对手的行动，见招拆招，敌动我动——纵向的假想敌是竞争者和潜在进入者或替代产品；横向的假想敌是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市场。而军事战略的核心就是基于充分准备、领导者能力、长期计划的信心。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理论和学说就不断受到各种挑战，甚至“迈克尔·波特说……但是他错了……”这样的句式成了其他人抓人眼球和树立权威的方法。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位著作等身的教授带着他独具的宏观经济学视角进入了一系列的管理领域。从公司的战略分析到国家竞争优势、行业集群、内陆城市，再到企业社会责任、慈善和医疗保障……这些在我们看来相关性不强、思维跳跃的领域和方向，在迈克尔·波特那里却有系统的解读——绝非转换领域，而是回答一个问题导致另外一个问题的深度延展。从商业世界到政治领域再到社会层面，从美国到新兴市场到全球化，他自己有着一整套的逻辑话语阐释，为什么战略思考需要被无限放大。
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采访时，波特的语速极快，不允许插话。66岁的波特，思维极为清晰，绝不会因为牵扯太多内容回答一个大问题而断掉思路。归根结底，我们的问题只集中于两个方面：研究路径的历史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以下是采访全文：
HBR中文版：您最著名的研究领域是“竞争战略”，但纵观学术路径，涉及的研究课题却跨度很大，从公司战略到国家竞争力、商业集群、城市，再到环境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医疗保障制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研究转向？
波特：后来的所有研究都是植根于公司战略这一主要核心，因为我认为公司是“竞争”中最小、最基础的单位。在我学术生涯最初的10到15年，我都专注于公司核心竞争力方面的课题。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在普林斯顿获得的学士学位是工程技术方向，又到哈佛商学院学习，这两者的结合让我对公司问题充满了兴趣。后来到了经济学院读博士，因为专业方向是行业宏观经济，所以又让我对行业问题有所涉猎。
因此，我的研究大多是理论上的竞争（经济学假设的竞争关系）和现实的竞争（商业管理的竞争）之间的交汇点。
我早期的研究，无论是五力模型、定位战略、价值链，还是全球化，都是关于竞争战略。尤其是1996年发表的《什么是战略》，是我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次创作，可以说是对管理学的“定位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重要贡献。
但从那之后，我发现公司的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不仅源于公司而且影响到公司以外的世界。第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点是“位置”（Location），这得益于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任命我为“产业竞争委员会主席”。之后我也开始关注地理概念上的国家、地区、城市和内陆城市等等领域，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写关于“位置”问题的文章。现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设立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项目，由我和简·弗金教授主导。我正在撰写一本名为《竞争力与繁荣》新书，希望能在半年之后出版，我也在哈佛大学教授“宏观经济与竞争力”课程，并联合世界上多个国家的108个大学教授相关课程的教师一同致力于全球经济与国家竞争力方向的研究。同时，在学术研究之余，我也与多国政府和政府领导人合作，比如，卢旺达、日本、土耳其，帮助国家竞争力方面的咨询——这是第二个让我感到兴奋的工作领域。
当把“位置”作为切入点后，我就开始对商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比如公司如何开展慈善事业，这一问题就涉及到公司与当地社会、社区的关系。这就是后来我和肯尼迪学院的马克·克雷默一同撰写的《创造共同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的文章主旨。我非常高兴，这篇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准确地说，是大量的学术争论，但我现在可以自信地说，在这场论辩中，我算是获胜了。我和Mark R. Kramer一起创建了非营利组织FSG，这是一家致力于创造共同价值的社会性咨询工作的公司，它为NGO、基金和企业客户服务。最近又由多家公司赞助成立了新的“共同价值计划”。关键在于，我希望能用全新的视角和方法看待商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脱离传统的思维框架。换言之，企业社会责任与传统的慈善、捐款的概念完全不同。真正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本身，并将之作为强大的工具，同时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来有效地解决社会性的问题。
HBR中文版：但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你提出的CSV（创造共同价值）理论不会伤害股东价值吗？
波特：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系统运行的最大动力是创造经济价值，这一点没错。但是我从创立的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ICIC得到的经验是，解决社会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动力，比如健康、环保、照顾残障人士、解决当地住房问题等等。当代社会最大的需求已不是物质，而是在一个系统中解决严峻的社会问题。
今天的资本主义问题是商业世界和社会的矛盾。我们越来越质疑资本主义体系能否满足社会需要。公司正朝着单一的方向进化：狭隘地追求经济价值；极端情况时，公司创造利润的代价是损害社会利益。
确实，有时企业追求利润与社会需要存在不一致性，但是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公司的成功，注定会带来负面的社会性作用。“共同价值”（Shared Value）概念的提出，则说明创造社会效益事实上是为企业带来经济价值的最强有力的方式。如果CSR能从一项公司的任务或者公司的部门变成公司的“常识”和前提，那么很多事情将发生改变。
解决商业世界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关键节点在于“位置”，因为如果我们回到战略、价值链、竞争优势和五力模型这些理论，现在的公司要考虑国家的竞争优势、政策监管制度、公司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上下游供应链这一系列问题如何匹配。“共同价值”就是一个关于股东自身利益、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共赢的战略问题。说到底CSR根本就不是慈善、募捐的问题，而是“选址”——公司选择的地理位置，它决定了公司的商业实践将如何运行。这就是后来我强调“内陆城市”（Inner City）的原因。
我也做了一些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一般传统的公司观念认为，环保法规只会带来公司成本的增加，削弱竞争力，但经过研究我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好的环保法规会促进公司进行创新、增强竞争力。这一后来被称作“波特假想”的观点，经历了20年之久的争论——是的，争论永远都是学术的主旋律。
HBR中文版：为什么你后来又转向了医疗保障问题？
波特：这也是国家竞争力研究的必然结果。我发现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系统性的理论来解释什么才是成功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没有普世认同的医疗改革路径，所以我和伊丽莎白·特斯伯格（Elizabeth Olmsted Teisberg）合著了《重新定义医疗保障》。事实上，直到今天，我才讲完了两节关于医疗保障体系的课程，学生都是医生和预备医师。关于美国的医疗保障系统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学者们从各个角度都阐释过，但我可以非常乐观地说，我有可能从根本上并用正确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此，如果将所有这些看似复杂的课题整体考虑，你会发现，我的学术路径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再解决与之相关的问题，正是对于问题的好奇心不断推进了我的研究。同时，你也会发现，我的研究课题也都有相似性，它们都是看似非常复杂的大难题——如何规划公司竞争战略、如何增强国家竞争力、如何解决医疗保障问题，但我的方法都是通过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从各个角度切入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形成整体战略。
是的，我从不关注小问题，也不会用复杂的理论模型去解决小问题，强大的学术和理论工具要服务于真正的复杂难题。既不要简化问题，也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要正确认识复杂问题。
HBR中文版：但解决或解释复杂的宏观问题，其本身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会引起关注和随之而来的批评。
波特：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成为批判、争论的焦点——这就是学术本身，在批判中得到观点的修正和解决方法的改进。不过让我引以为傲的是，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商业实践里，我的作品可能是引用次数最多的。当然，我也一直致力于发展和演进我的理论和观点，我一直在学习。应该说，我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间游走，如果说我有特殊的能力，那就是我能够用我原来的研究带入到全新的领域，并打开该领域的新视野。我相信，我对医疗保障体系的研究与其他人的切入点完全不同，我是从价值链、组织战略角度切入的。可以说我以前的竞争战略研究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学术界太多的研究都是以管窥豹、简单肤浅和支离破碎的，每个人都只专注于自己那一点点所谓的“范畴”，而我所有的研究都是跨学科的。
HBR中文版：正如你所言，你的著作大多在两个领域游走——商业实践和社会问题。所以，在你看来，商业实践的方法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还是商业实践要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基础？
波特：我认为，商业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正面影响，商业实践有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可能。我们能从资本主义那里攫取到最好的一面——获得利润的同时，提供商品和服务以满足人类的需求。获得利润的裨益在于，利益能够持续性地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构架。
捐赠和慈善无法做到这一点，其原因在于无止境地投入和开支无法持续。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于，解决问题的适用范畴可以不断扩大。商业的力量就在于以获取利润的方式，解决社会性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症结则是政府、NGO和捐赠者都不具备商业观念，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池，我们需要吸收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有益部分。如果看不到商业机会，以狭隘的眼光关注利润和所谓的客户需求，那就是在损害社会利益的同时丧失消费群体。
中国就有这样的公司，以廉价的原材料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生产劣质的产品，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销售量的不断下滑和最终丧失竞争力。所以，我个人的希冀是，引导企业以全新的方式思考商业实践，能够以创造共同价值的方式，实现公司、消费者和社会的共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对CSR、慈善和环保的思考，已经超出了它们的传统定义。
HBR中文版：我们可以将问题从社会问题上升到更宏大的国家地区问题吗？你在2003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指出“生产力”是理解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为什么？
波特：关于竞争力，我强调是生产力的问题，事实上，我所谈及的生产力涉及到一系列的因素：教育、交通系统、监管与调控，可以说几乎任何因素都很重要，而不仅是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缺乏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国家竞争力就缺失了生产力基础。如果缺少良好的医疗体制，国家竞争力也缺乏必要的基础。如果缺少顺畅运行、高效运转的的政府系统，生产力当然也会受到公共服务掣肘。
美国曾是非常有竞争力、具有生产效率、适合做生意的国家，迄今为止企业家精神仍然是我们的优势。比如，我们有强大有效的商业逻辑。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开放竞争，才会有高效的生产者和经销商。很多其他的国家仍然关注特殊利益集团、安于垄断。
讽刺的是，美国正在丧失很多最基础的优势。比如，美国还有引导和管理商业世界的调控环境吗？世界银行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在过去20年来一直是位列第一，是最适宜开展商业的地区，但现在已经无法跻身前十名。提高国家竞争力需要战略，面对这么多相关因素，必须明确优先级和顺序，否则无法实施。
但美国的政治时空和国家竞争力之间有严重的不匹配关系，建立国家竞争力可能需要十年、几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的政治系统越来越只关心“今日新闻”。这种时间观念上的横向矛盾在过去的十年间越来越严重。
HBR中文版：那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波特：国家与公司的竞争优势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司的竞争优势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获得，因为它有地理位置上的灵活性；因疆界和管辖权的固定性，国家没有因降低成本获得竞争力的可能。因此国家不能通过降低相对收入水平来获得竞争优势，以牺牲劳动力红利和减少工作机会为代价的发展，只会丧失国家竞争力。
其次，以牺牲消费者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按照我的CSV理念，也会对国家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比如劣质的产品就是在牺牲消费者权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就是牺牲更大的社会利益。
我认为，在中国，教育系统的改善、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区的设立（我喜欢称之为行业集群）等等都是提高生产力、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