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美国人现在几乎不会想到小儿麻痹症；对许多人而言，它如蒸汽机车或是黑白电视一样远去了。但这种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的病毒性疾病仍然威胁着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儿童。25年前，我所在的扶轮国际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Control and
Prevention）一道，试图合力彻底终结这一疾病。我们已基本达成目标：去年全球只报告了223例小儿麻痹症。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每年报告的35万病例，降幅超过99%。
既然已如此接近目标，也许我们的经验可以启发其他大型事业的管理者。我主要有以下三则建议：（1）不要畏惧问题之大，将其拆分；（2）确保目标与你的使命相符，并且让组织中的人感到这与他们切身相关；（3）认识到你无法独自完成任务。
回过头来看，根除小儿麻痹症似乎是一项理所应当的任务，但任何雄心勃勃的活动都会令人望而生畏。当时，有三个有利条件有助实现这一目标：此事已有先例，虽然仅有一例，即1979年彻底消灭天花，宣告了人类疾病是可以征服的；有一个经证明有效的疗法存在——约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和阿尔贝特·萨宾（Albert
Sabin）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疫苗，特别是萨宾的口服疫苗对于大规模免疫尤其适用；消灭小儿麻痹的进展可以可靠测量，并基本可以按周进行。
你可能会说，当创造历史的机会来临时，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但这项事业要求实实在在的能力，而我们恰恰具备超强实力。如今，扶轮国际逾120万社员分布于全球约200个国家，募集了超过12亿美元来对抗小儿麻痹症。另外，我们四处游说，对各国政府施加正面压力以获得足够资源。
最重要的是，全球消除小儿麻痹症倡议（Global Polio
EradicationInitiative）与我们人道主义服务组织的使命以及社员个人的首要诉求能产生深深的共鸣。如果你将要花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来完成一项任务，我觉得必须得是这样。
2011年11月，我和妻子首次在一项免疫活动中给小朋友接种疫苗，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第一个接种的小孩大约两岁，我将永远记得将疫苗滴入她嘴里时与她目光相遇的瞬间。我们的社员奉献了大量时间做疫苗接种志愿者。这种一线参与坚定了我们的决心。（在受小儿麻痹症影响的国家也有扶轮俱乐部，所以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帮助千里之外的人。它既在保护“他们的”孩子，也在保护“我们的”孩子。）
25年的投入当然是我们的骄傲之源，但这也培养了一种适度的谦卑。我们无法靠自己走这么远，而必须与各国政府合作。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国基金会（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和其他私人慈善基金先后加入，扩充了最初的队伍。今年2月，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宣布将从他的基金会中捐出一笔可观资金用于此项目。
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一种可怕疾病，这一想法令人难以置信。但每位合作伙伴都做出了独特贡献，承担了具体职责，携手将这一目标变得切实可行。(译/陈圆妮
校/陈公正)
约翰·休寇（John Hewko）是扶轮国际（Rotary International）及扶轮基金会（Rotary
Foundation）的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