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数量将从2011年的36亿暴增到60亿，几乎翻一番。然而城市的拥堵、水电等资源的缺乏，对城市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城市难以支撑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但对私营机构而言，这些问题也意味着难得的机遇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经济竞争力的未来城市——商业应在其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许多企业和投资者认为，城市问题属于政府职责范畴，政府会设法应对。但如今，许多国家政府要么是陷入财务困境，要么是疲于应对政治危机，更有甚者在财务和政治上均处困境，根本无法包揽城市化问题，也难以制定出解决方案。比如，高效的发电系统、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驱动经济增长，但是方案的执行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出色的管理技能和协调各方复杂利益关系的能力——这些方面通常是政府的短板，但却是私营机构的强项。
在研究和咨询工作中，我了解到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地方政府、城市规划师、企业及企业家，都在寻找应对快速城市化的商业对策。通常，这些策略都侧重于增加供给，比如提供更多的水、电、道路和车辆。不过，企业渐渐发现，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创造和获取价值，比如，能效合同(Energy-Performance Contracting，EPC)等策略，可以跨越商业活动的边界、减少浪费、节省资源。本文提供了发现和捕捉这些机会的理论框架。
该框架以三个核心理念为基础：新型商业模式——通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产生利润；金融工程——鼓励资金流入能效领域（详见侧边栏“什么是金融工程”）；认真选择市场。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根据自身的能力、目标、即将进入的市场来选择抓住机会的方法，不过，本文所提供的战略与很多公司相关，不只适用于基建公司、涡轮发动机或火车等大型设备的提供商也涉及IT、金融服务、建材等领域的公司。在城市建设或重建的过程中，无论哪个行业加强能效方面的战略性投资，都能为企业创造长期价值，同时也能够帮助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宜居性和环境表现。
什么是金融工程
企业或投资人要擦亮眼睛注意能源管理方面的商业计划书，本人认为，水、电以及公共交通方面的项目尤其值得关注。对企业而言，充足的水用以加工食品和原料，稳定的供电支撑照明和计算机运转，方便的交通系统将产品迅速运输到市场、让员工可以快捷地上下班，这些无疑是巨大优势；对市民而言，干净的水随时可以使用和饮用，灯光可以让孩子阅读学习，高效而廉价的交通都是个人发展的基础；此外，对城市而言，同样依靠安全的水源、电力和交通的服务，比如功能性住房、学校、医院、商店、公安及消防部门、采暖、降温、垃圾处理等，这些都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
能效领域的机会
要找出机会之所在，你应当从技术先进程度、金融工程的复杂程度两个方面考量提升资源效率的举措。符合新型城市需要、能够为投资者和企业家带来回报的产品和服务会在两个维度上同时占优。下方的“效率矩阵”可以帮助企业从这两个维度考量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矩阵中，技术先进度在横轴上自左向右递增，金融复杂度由下向上递增。低技术含量的节能产品方案，比如买卖双方的一次简单而偶然的绝缘产品交易，属于矩阵的左下方；复杂的项目，比如需求响应型的电力优化方案，处于矩阵的右上方。
效率矩阵
越过效率曲线-水
越过效率曲线
资源效率解决方案如果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解决之道。我见过的迈向效率曲线的最有效的方法可归纳出三个方面的内容：多方参与或多公司合作；注重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以合作条款的方式向参与者提供不同级别的风险和回报以吸引投资。下文将列举三个领域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些解决方案。
Water水 在世界范围内，洁净的水资源越来越匮乏。全球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贫乏或是汲水、净化、输送设施欠缺的地区。水资源集团（Water Resources Group）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到2030年，世界水资源的需求将超出目前稳定供给量40%。
印度有1.5亿人生活在没有洁净饮用水设备的地区。位于古吉拉特邦的一家名为Sarvajal的小型公司，它在技术与金融工程方面推陈出新，能高效地提供洁净的水。Sarvajal系统核心是紫外线杀菌与反渗透过滤设备，该公司将这些传统技术手段与基于云技术的远程监控结合，提供实时系统数据，同时出售预付卡在自动售货机上售水。个人可以在这些“ATM”售水机上买水。Sarvajal还通过“微型水网”为城区的医院和其他机构供水。
Sarvajal采取特许经营的模式，与创业者合作并向他们提供培训、过滤设备等服务和产品。这种形式的金融工程为创业者提供了设计研发和运营的资金，如果量化地衡量，这些资金高于任何一个创业者单凭自己所能获得的数额。时至今日，150名特许经营商已经在6个州售出了逾2亿升洁净的饮用水。
Sarvajal采用了高效的资源输送方案来填补需求缺口，同时还能为政府和个人省钱（通过ATM售水机买水的价格低于家庭净水成本），避免了私人过滤或大规模管道输送造成的浪费。通过为输水网络覆盖不到的农村和城市解决供水问题，该公司已经从第一象限迈向以技术含量高和复杂金融工程为特点的第四象限。
GE则在更大范围内提供属于第四象限的解决方案。除了水泵、过滤设备等，GE的智能平台还出售服务，收集并分析水利设施产生的数据。过去，设备操作者对系统中的组件如何交互运作所知甚少，难以看到需求变化、水库或水箱存量，以及泵效、渗漏等问题。这意味着水的抽取、处理和输送效率低下。
2008年，由于乡村人口的大量涌入，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阿尔及尔与GE签订了25年合约，在财务、建设、所有权上展开合作，运营海水淡化工厂。该厂将硬件、软件和数据分析技术进行深度整合，减少了停机时间和能源浪费，每日能提供20万立方米的洁净水。
GE与阿尔及尔的合约包括创新性的公私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中，70%的资金来自GE资本服务公司，其余的部分来自阿尔及利亚能源公司（Algerian Energy Company）。金融方面的努力确保了另外一笔很关键的优先贷款——来自OPIC（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2亿美元。
GE与阿尔及尔的合作，将实体设备、信息、分析以及金融工程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举措能帮助大型公共设施的功能从简单的抽水，升级为掌握和协调水需求并提供高效供给的能力。所谓高效供给指的是：同样的水，更智能的抽取，较少渗漏，以及更准确地测量与计费。若不是信息传输技术将输送设备相连接，就无法实现稀缺资源的高效利用。
越过效率曲线-Electricity电
Electricity电 有很多办法可以在同样的用电量、不更换设备的情况下完成更多工作。现在发电公司一般的做法是，以提高发电量来满足高峰期的需求；电力被输送到易损耗的电网中；电力的使用者也没有办法选择其他的供电商。这会带来三方面的后果：电力不足或停电会造成破坏；闲置电量只能浪费；企业和家庭即使更换了隔热、节能照明、高效空调等设备，效果也并不理想。最糟的情况是，低效、不稳定、负荷过载的电力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2012年夏天在印度发生的“世纪大停电”就是一例，彼时，近5亿人遭遇了停电。需求响应合同与能源性能合同，这两个对策结合技术与金融工程，可以减少浪费。并且，两个对策都能够因低成本而实现多方共赢。
需求响应合同。居民用电和商业用电的集合峰值有周期性，比如，当酷暑来袭，空调耗电量攀升，如果所有的使用者依然同时用电——商业的服务器中心、熔炼炉、电动机和家庭的电冰箱、空调——就可能导致城市电力不足或是断电。长期以来，短暂的用电高峰迫使电厂不得不提高发电量，然而，扩充的发电量只在短短几天内得到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耗费的成本极高。
顺应此需求，很多全球性公司提供需求响应服务，避免出现破坏性的需求高峰，从而大大提升发电设备的利用率。位于波士顿的EnterNOC就是其中一家。为了分散用电高峰，减少各方成本，发电厂让消费者与EnerNOC这样的第三方公司签订需求响应合同。履行合同的用户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遇到高温天气等“需求事件”时，用户会收到需求通知，减少用电量。他们或许会停用一组电焊机一小时，关掉一些服务器，关闭办公大楼的几盏灯，或是在几小时内关掉空调制冷系统。这些行为能减少供电不足的情况发生，为发电厂节省扩建成本，同时为使用者带来一定的收入（合同中承诺的报酬）。发电企业和消费者发现，只靠他们双方的力量很难做成这件事，因为多方协调需要有先进的技术，包括复杂的传感器系统、监控设备以及计算机通信技术，还需要专门的管理与技术人才。因此，需求响应服务的提供者会向发电企业收取相应的费用。根据Navigant咨询公司的研究，需求响应服务2011年在全球的总收入为13亿美元，到2016年，这一数字将达到6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超过30%。
能源绩效合同。简而言之，就是EPC提供者以销售能源绩效合同的形式，向客户承诺一定的节能量；为能源使用量大的企业和政府用户提供能源管理评估、IT技术及咨询服务，并且通常会对大型设备进行先期投入。技术与金融工程的结合，使这些EPC提供者进入了效率矩阵的第四象限。
通常，EPC从评估提高能源效率开始，找出效率低下的问题所在，这可能包括政府大楼、学校、医院的供暖或制冷系统，或者城市供水、地铁、公交车、道路与公共照明等系统。接下来，EPC提供者提出改进方案、评估成本与预计节约量，提出财务选项。消费者可选择不同的改进方案，支付节能项目费用；EPC提供方负责确保节能量并执行项目。EPC项目带来的节能效益形成资金池，EPC提供方从中提取一部分佣金。如果节能效益达不到合约承诺的水平，EPC提供者将补足差额。
全球能源技术企业——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履行了数千份绩效合约。同提供EPC服务的其他企业类似，江森自控有很多能源工程专家，比甲方的企业和政府更了解供应商和产品。江森自控的专业知识与市场支配力，让它在能源净消费量下降时依然能维持一定的利润。
在泰国，江森自控与曼谷国际学校签订了EPC合约，负责筹措资金、安装节能空调和节能灯，并承诺了一定的节能量。这份合约帮助该项目吸引了额外的债务融资，其中包括一家能源效率基金。曼谷国际学校在电费方面一年节省了超过12万美元，减少了700吨碳排放，并且，这么做本身没有任何花销。
越过效率曲线-Transit交通
Transit交通 城市中不断增加的汽车数量，其实是最浪费、最不具可持续性的交通方式。然而，全球乘用车产量却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50%还多——从2002年的4100万辆，上升至2012年的6300万辆。无论新兴城市还是遗迹古城，都必须重视高效公共交通，而非小轿车的便捷性。最佳交通解决方案应当位于矩阵中的第四象限，通过先进的技术、金融工程和各方协同来优化产出。
位于华盛顿的EMBARQ，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可持续交通系统研究中心，也是一家由壳牌、卡特彼勒、联邦快递和彭博慈善资助的NGO。EMBARQ在世界各个国家提供交通服务以应对交通拥堵带来的挑战，其业务远及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例如，EMBARQ曾主导了墨西哥城的快速公交（BRT）系统变革。在采用快速公交系统之前，墨西哥城的公交服务调度混乱。车主还可以购买超过使用年限的校车，私自经营，与公交公司争利。道路上也没有“公交专用车道”的标记。为了抢客赚钱，车主们违章超速，无视交通信号。这些车辆也几乎没做过任何保养维修。不安全的交通系统令本就混乱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不仅浪费燃料，也浪费人们的时间。
EMBARQ回购并报废旧的公交车，购置新的铰接式公交车，协调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利益分配。他们雇用司机，让他们遵循时间表、规定路线驾驶，并制定统一的票价。新公交车安装了追踪和监控设备，使车辆调配、载客和收费合理化。
多方协调和通信技术，二者的结合虽然要克服很多困难，但结果却是革命性的。各方都无法独立改变公交系统，公交运营商不能负担购买新公交车的费用，城市也无力建立有效的公私竞争机制。EMBARQ的方案为政府带来了稳固的税收，公司获得了稳定的现金流，道路得以扩建，还吸引了此前缺少的私募资金。不仅如此，收益方还在不断增加，比如，新设公交线路还为沿途的公司、员工带来了好处，另外，公交车制造商、售后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信息通信技术企业等相关厂商也获得了更广阔的利益空间。
墨西哥公交系统从第一象限转到第四象限的商业模式，这一转变不是政府激励的结果，而是由NGO带动的。NGO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创造出了提高效能的解决方案。方案的启动资金来自私营机构，最终的收益也是私营机构创造的。墨西哥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提升，竞争力得以强化，这都得益于高效利用可消费的固定资产——车辆、燃料与时间，同时开创式引入和高效地使用原本没有的资本资源。
组织动荡的市场
企业如何将上述对策融入实践？提供资源效率产品和服务的组织有不同的办法：有些公司在世界各地设置销售部门，寄希望于新兴市场的销售增长；其他组织则只在少数几个熟悉的市场活动，风险相对较低。然而，两种路径都无法赢得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本小节将阐述，企业如何将自身的能力技巧性地适应不确定的环境。
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里，城市对洁净水、电力与交通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都很迫切。适用于发达国家细分市场和传统城市的基础准则，也同样适用于新兴城市，比如，人口数量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供应链成熟度、其他竞争者状况。不过，显然，新兴城市的状况错综复杂，时不时还会发生政治和经济动荡。在某个新兴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新型水技术或商业模式，可能会在另一个新兴市场中惨败。失败的原因可能并非没有需求，而是忽视了市场的独特性，以及新进入者资源和能力的局限。
进入这些市场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城市在“稳定-动荡”频谱上处于什么位置。评估失误的话，可能会使精心设计的战略受阻。稳定的市场特点是：稳定的政治、有效的资本市场、公平且正常运转的竞争环境、财产权受到保护，以及稳定可靠的电力、水和公共交通系统。上述环境易催生密集的高层建筑和协调多方参与者的方案。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并非所有市场都稳定，但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中，稳定市场实属凤毛麟角。不稳定的市场中，政治局面较为动荡，公共服务不太可靠，合同很难执行，低矮平房肆意扩建也司空见惯。里约热内卢、拉各斯、卡拉奇、达卡和雅加达就是典型例子。
即使公司提供的对策只是着眼于解决不稳定市场的部分问题，也可能会创造和获得比稳定市场更长期的价值。因为，不稳定市场对资源解决方案的需求度更大，同时竞争却很少。在那里，高效地利用资源可以减少城市系统中的浪费，帮助政府、企业和市民提高生产力，带来多赢的经济利益。解决方案提供商一旦在政府无力顾及的领域建立起公信力，就将获得先机，包括其品牌的确立、强大的业务、稳固的政府关系，以及可以实现业务升级的平台。
如具备或者能习得以下五项特别的能力，企业在不稳定的市场中获得成功的概率将大大提升。
● 协调能力——包括IT和项目专家的协调能力，具备这种能力才能精心统筹利益相关方的互动。
● 政治头脑——可以获得政治家们的信任与尊重。
● 金融深度——整合复杂的融资，在面临困难时继续推进项目。
● 强大的供应商和客户关系——在高风险时还能促进购买。
● 透明度和问责制——可以避免欺诈现象出现，维护品牌声誉。
这个“卫生标准”式的列表，对致力于资源效率最大化的企业尤为重要，因为，这类公司的业务就是通过合作来降低成本、创造价值。有两个来自亚洲的例子能够体现该战略的影响。
利用金融能力 在不稳定的环境中，金融工程与金融影响力如何创造秩序与机遇？金融能力可以为商品和服务量身打造特定市场，打通供应链上下游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利用金融杠杆强化合约执行力，在缺乏资金时引入资金以起到稳定的作用。最终的效果是，金融能创造稳定的市场。
中国与新加坡联手打造了苏州工业园（江苏省的一个大型工业园区），金融能力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希望引入外国专家和国外资金助其在上海周边地区建设工业和居住中心。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同意提供资金和规划技术，但前提是，工业园项目必须遵循新加坡在透明度、问责制和合约方面的规则。新加坡的这套规则出了名的清晰。这给其他外国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确保外国资本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邓小平时代不稳定的市场环境——有安全保障。城市工程师一开始就建立集中供水、集中供电系统，没有采用常见的“初期低成本”方式（企业自己掘井取水，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极大地提升了城市效率。得益于这些管理有序的金融工程，苏州工业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经济开发项目。
利用技术力量 在新兴经济体中的许多城市里，也有一些政府部门装置了传感器，配备相应的软件或具备一定的通信能力，用以监测水和能源的使用以及交通状况。这些城市里，大多数商业建筑设置了独立、非协同的能源计划，但却极少有城市将这些设备、能力、计划整合起来，获得清晰的视角。
信息与通信技术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入手，帮助城市提升资源效率。现在，它们大多只是向企业出售服务器和网络设备，但它们能做的不止于此，上升到战略层面，可以帮助不稳定的市场趋于稳定，同时提高资源生产力。比如，IBM为里约热内卢设计了庞大的可协同城市系统，整合包括供水、消防及交通在内约30个机构的数据，众多当地公司都参与其中。该市通过操作中心来提升效率，也可以向潜在投资者形象地展示城市的状况。里约热内卢气候多样，时有地震发生，公共服务的独立提供商众多。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有能力协同多方的活动，可以为所有人节约金钱和资源。
在韩国的新城松岛市，思科公司给出的“智能与联接”的方案则更进一步。思科管理着所有商业建筑里网络技术的能源使用，手段包括：优化LED照明时间，分配水冷空调电量的使用，把本将废弃的热水和热力通过废热发电技术，重新输送给建筑的热水供应系统和蒸汽动力系统。
双城记
城市依交通要道而建，人们傍河流、港口而居，这种城市模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演进和发展。城市由多种元素组成，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硬件，比如建筑、道路、桥梁、水和电；另一类是软件，比如治理、治安、教育和医疗。两类元素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缓慢发展、并行不悖。然而，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今，数十亿人放弃自给农业，涌入信息时代的城市，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这同时也让主导协同创新的私营机构有机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印度新德里附近的古尔冈市是一个反面例子，未经筹划、盲目追求发展的城市如何最终后继乏力；而另一个例子，越南胡志明市附近的富美兴镇则是精心设计、协同发展的成果。两个城市规模相近（约2万英亩）、人口数量接近，都白手起家，经历了20年的发展，目前都容纳了约150万居民——这将成为未来30年间数百个城市都将经历的轨迹。
古尔冈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群投机的地产开发者炒出来的，因而不注重主体规划，几乎没有对道路、水、电进行任何投资。时至今日，古尔冈如同大杂烩一般：壮观的办公建筑和大片空地上流浪的牛羊、破旧而低矮的棚屋、贫民窟犬牙交错、混乱不堪。耗水量大的用户通过钻井抽取地下水；交通堵塞与排放的废气形成的烟雾也堪称一道奇观；电力时有时无，所有商业建筑通常都只能依靠价格昂贵、污染很大的柴油发电机；地下水位正在以每年一米的速度下降。开发商很快收回了资金，然而长远前景令人绝望：交通、发电、供水与污染问题非常棘手。如此现状之下，要想再建设道路、铺设供水设施极其困难。古尔冈的例子是城市扩张中常见的现象，没有特定的金融工程计划，也没有使用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率。
富美兴（又名南西贡）的城市化则是由眼光长远的实业家推动的。他们采取“建设与保持”的思路，设立了“基础设施第一”的主体计划。计划包括私人出资运营的发电厂，可以为大半个胡志明市以及富美兴镇供电。此外，汲水、净化、输送和废水处理都是集中建设，中央高速公路可以满足未来交通的增长。开发者有国家建设规划和创造价值的长远定位，稳健的金融工程包括了投资和税收优惠政策。城市中一些独立的项目部分由外债和有着不同风险偏好的股权投资者出资。技术可以通过协同电、水和交通、计算机网络以及通信系统，提高能效。如今，富美兴干净整洁、郁郁葱葱、井井有条，该市房地产价值在亚洲新兴地区首屈一指，公园与河流成为周边城镇居民的周末度假地。
很难想象，未来将有10亿人口居住在500个甚至更多的“古尔冈式”新城里。富美兴模式中，思虑周全、目光长远的私营机构帮助制定更高效的水、电和交通方案，这种模式可以被复制，并且必须被复制。市场需求、资金和技术已经具备，目前欠缺的只是有远见的投资者和企业来组织各方力量。(译/熊静如 校/李钊)
约翰·马康柏是格洛丽亚·道腾（Gloria A. Dauten）房地产研究员，哈佛商学院金融组高级讲师。他在哈佛商学院教授环境与社会创业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