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每周，究竟有多少职场妈妈工作超过50小时？猜猜看。最近，我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大约50%。
事实是9%。这些职场妈妈在职业晋升期的关键年龄段（25岁至44岁）里，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如果将样本对象缩小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职场妈妈，人数仅小幅上升至13.9%。
据哈佛大学的罗宾·埃利（Robin Ely）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艾琳·帕达维奇（Irene Padavic）的深入研究，“超时工作问题”是导致美国企业女性高管仅有14%的关键原因。过去10年，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过。要想快速晋升至高位，人们需要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我们无法想象，这会将多少职场妈妈甚至职场女性排除在外。
根据范德堡大学法学院的约尼·赫尔施（Joni Hersch）的最新研究，最有可能进入快速晋升通道的职场妈妈往往是名牌大学研究生，与非一流大学毕业的职场妈妈相比，她们做全职工作的可能性更小。仅有45.3%毕业于一流大学研究所的职场妈妈，和34.8%取得MBA学位的职场妈妈拥有全职工作。这两类女性多数并非全职家庭主妇，除了养育孩子，她们也会做些兼职或社区服务工作。但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不太可能让她们获得核心管理职位。
无法在工作上投入过多时间是制约女性晋升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当今社会，弹性工作并不是指兼职，”一家大型机构的“平衡工作与生活”部门负责人近来跟我说，“人们想要的是能够随时随地工作的人。”假如你的目标劳动力群体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或太太是家庭主妇的男人，这么做没问题。另一家大机构的HR负责人在我提及超时工作问题时问道：“你什么意思，我怎么可能让女员工加班？”
我们不能让职场妈妈加班。过去40年，我们尝试过让她们加班，但失败了。职场妈妈不加班只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如果她们一周工作55小时，平均来看，她们恐怕得早上8点半出门，晚上8点半回家。多数职场妈妈有一个共同的小烦恼：她们想要在孩子醒着的时候看到他们。而且，越来越多职场爸爸也有这种想法。
然而，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近来的一些事件证实了这一观点。2012年末，美国银行宣布，它要对在家办公项目设置更多限制，以提高工作效率。今年初，百思买CEO休伯特·乔利终止了该公司的“只问结果的工作环境”（ROWE）项目。该项目原本仅依据员工业绩做考评，而不在乎他们在哪办公，工作多久。当然，还有雅虎CEO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下达远程办公禁令！
为何灵活办公项目如此难以维持？这类项目对公司大有裨益，例子屡见不鲜。ROWE项目的取消令人吃惊，因为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埃林·凯利（Erin Kelly）和菲利斯·莫恩（Phyllis Moen）等人共同进行的回归分析显示，ROWE能够减少人员流失率和离职企图，降低员工的工作干扰以及做无用工的时间，并提高员工的工作参与感。
不过，在这里，我们争议的核心并不是钱或者效率，而是男性气概和品德。
社会学家米谢勒·拉蒙（Michèle Lamont）指出，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事业雄心和强烈的职业道德极其重要，是个人道德品质和社会经济纯度的标志。用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Mary Blair-Loy）的话说，精英男性围绕着为工作献身的模式展开工作：“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应通过将人生重心放在工作上来彰显自己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受家庭责任所累”。
工作成为一些人的全部。“假期太让人讨厌了，因为我不得不停止工作，”一位银行家在接受布莱尔-洛伊的调研时表示，“我记得，当感恩节来临时，我真的感到很愤怒。该死的，为什么我要停下工作吃火鸡？我错过了最亲爱叔叔的葬礼，因为我有一笔非常重要的存款业务要完成。”
全情投入工作把精英阶层和道德纯度紧密结合了起来。当我还在哈佛法学院做访问教授时，我曾管这个叫做“忙碌的聪明人的狂热”。这实际上是用一种社会广泛认可的方式在说“我很重要”。50年前，美国人通过炫耀自己的休闲时间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想想银行家的工作时间（朝九晚三）。现如今，精英阶层靠极其密集的日程安排来突显自己的社会地位。
工作投入度不止“体现出所处的阶层”，也是展示自己是“男子汉”的特定方式。玛丽安娜·库珀（Marianne Cooper）对硅谷的工程师们进行了深入观察，研究他们如何将超时工作由写字或敲键盘变成身体耐力的男性考验。“追求男子气概的文化里包含了你不需要睡觉这一点，”一位职场父亲告诉她。“成功发挥男子气概，”库珀总结称，“包括从身体和口头上表现出精疲力竭的状态，以此来表现他尽职尽责。”
工作场合的规范强化了将超时工作与男性气概、道德形象和精英地位联系到一起的看法。如果倡导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人认为，他们能用商业利益质疑这一点，那实在太傻太天真。关于玛丽莎·梅耶尔下达禁令的报道就能说明，即便是硬数据也会在一片混乱之中迷失方向。
媒体报道坦言，大量证据表明远程办公利于提高生产率，但接着又否认了这点，好像生产率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蠢观点。“好吧，它或许能提高生产率，”一篇报道称，“却抑制了创新。”好吧，但你在餐厅里想到一些很棒的点子后，还是需要在安静的时候去落实，这正是远程办公所能赋予的。但报道中并未提及这些。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如果各家机构真的希望帮助女性提升职场地位，他们需要提出超时工作问题。这是让大量关键女性争取领导地位的惟一方法。但在我们公开讨论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之前，一切都是空谈。
原因无关生产率，也无关创新，而在于身份认同。如果你过着厌恶假期的人生，错过了最亲爱叔叔的葬礼和孩子们的童年，浸淫在将男性气概与超时工作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中，也许你需要很多回归分析模型来让你确信，为了工作彻底牺牲生活真的没必要。(译/万艳 校/牛文静)
琼·威廉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WorkLife Law中心创始负责人、杰出法学教授。她关于此话题的进一步研究请参考其最新的研究报告《提升工作与生活的匹配度：全球化世界中未经充分利用的削减成本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