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雷曼兄弟前CEO迪克·富尔德（Dick Fuld）、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John Thain）等华尔街精英饱受指责，同时培养他们成为商业领袖的世界顶级商学院也遭到批判。
人们问：除了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商业精英在商学院究竟学到了什么？除了追逐个人利益，顶级商学院是否也教导他们要承担企业和社会责任？只重视公司短期利益的他们，如何配得上商学院招生宣称的“有远见、有国际视野的高管”称号？这直接促使欧美MBA教育机构近几年来开始深刻反思自身的理念和做法。
基于如此背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斯里坎特·达塔尔（Srikant M. Datar）、戴维·加文（David A Garvin）和帕特里克·卡伦（Patrick G. Cullen）于2010年出版了《MBA教育再思考》（Rethinking the MBA Business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中文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两位作者采访了30位欧美商学院院长、30位企业高管，搜集整理了10年间商学院的数据，综合分析了11个顶级的MBA项目课程，得出最终结论：雇主越来越怀疑MBA学位的附加价值；越来越多的学生已不再看重攻读MBA的机会，因为MBA教育未能满足企业和学生的八项核心需求，忽视了一些必要技能的培养。
我们在本文中只针对这八项需求中最重要的第一项——“国际化视野”的缺失进行一点思考，并希望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全球高端管理联盟（Global Network for Advanced Management，简称GNAM）。
信息、资本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近30亿的人口，正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的消费主体；为此，企业必须学会适应各国、各地区的法律、制度、商业惯例和社会规范来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商学院明白MBA教育绝不能再沿用传统的课程计划和教材，把抽象的理论教给学生，而是应该让学生更细致地了解在不同社会、组织和商业环境下工作的要求和挑战。
实际上，不同的商学院已经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法，按照操作难度从小到大的排序是：提高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的比例；在专业课中增加国际化内容；开设整合性国际管理课程；拓展国际交换生项目；组织短期访学团；组织国际项目；建立全球研究中心；在国外建立校区。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反思了绝大多数商学院实现“国际化”的一对一合作模式——国际交换生、组织短期访问团和国际项目，但其他方法也各有弊端。
一对一合作的模式被布里埃尔·哈瓦维尼（Gabriel Hawawini）教授称之为“输出模式”。比如芝加哥布斯商学院要求学生为一家新创建的国际企业制定商业计划，到中国等地访学10天。虽然交换生、短期访问和国际项目可以弥补“行”的不足，但根据对中国几所拥有二十余年办学经验的商学院的不完全调查，我们认为相较于网络联盟，一对一的合作有其内在缺陷。对比一对一合作模式和GNAM的不同，能更清楚地说明网络联盟是思维方式、教学方法和利益相关方的必要转向。
转变教育观念
一对一合作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欧美国家商学院（大多为“输出方”）和新兴市场的商学院（大多为“接收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我们的访问及调查显示，“接收方”一般是荣幸而被动地与世界顶级院校建立“合作”关系，但只有在得到顶级商学院青睐时，才能获得组织生源方面的帮助并得以提升品牌。这样或多或少能从对方身上学到西方商学院管理运作的经验，但是经济收益很少。而且，这种关系虽能带来短期价值，但随着更多新兴市场的MBA教育逐渐成熟，将难以保证合作的长期性。
GNAM模式却不同，它是由23所成员机构共同建立，不是基于合同协定，也并非以身份、品牌互利为基础，而是基于理念认同。秉承资源共享、多边平等合作的原则，23所成员机构中不会有一方占主导地位、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出现，而是各方共同搭建教育“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联盟非利益导向。
我们认为，从一对一合作模式向网络联盟模式转变，与深刻的社会性和技术性变革密切相关，是顺应当今商业世界趋势的产物。在受到社交媒体、云端视频共享和MOOC模式（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影响和冲击的同时，我们也应将其视为变革的重要时机。一方面，可以把网络联盟视作可预见的未来最强大的商业手段和社会组成方式；另一方面，如今被视作互联网精神的开放、平等、共享理念向来是教育的本质，商学院也需要追本溯源认真地审视网络联盟在教育平等理念上的价值。
变革教学方法
以往点对点的联系，不可否认带着从西方到东方、从成熟市场到发展中市场、从权力输出到权力引入的色彩，而基于多点网络的GNAM则必须做到涵盖范围和分享合作的深度推进。
GNAM选择成员时，充分考虑到在全球重要地区的布局，亚洲10所、美洲6所、欧洲5所、非洲2所（包括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印度班加罗尔经济管理学院、南非开普敦大学商学院、法国INSEAD、西班牙IE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等，也正在考虑未来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等国MBA项目参与其中的必要性）。
2013年，GNAM实践了5所学校参与的Immersion week——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耶鲁大学商学院、西班牙IE商学院、巴西FGV商学院和土耳其Koç商学院各自派出4组学生去不同的国家学习，同时每个学校接收4组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这样的形式会给课堂带来5种不同的视角，接收学校组织学生参观和分析当地的典型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提供的案例是关于如何在新兴市场创业：通过调研腾讯等成功的创业公司，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创业环境。
同时，除了方案的优化，所谓的国际化视野要落实在MBA教育的日常细节中，要求各成员商学院把国际化作为价值观，融入教学和研究的日常行为中。举例说明，国际学生在欧美商学院的平均占比是35%，但他们在MBA的第一天的课堂上羞于自己的英语水平而并不会参与课堂问答，而且有可能完全不理解欧美学生以极快语速讲出的术语，可见说英语并不代表拥有“共同的语言”。其实授课教师只需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改变欧美学生的视角——询问国际学生是否理解这位欧美学生的表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位学生就需要重新表达他的观点。让学生明白“表达”不代表“完成沟通”，这是商业谈判建立在“共同语言体系”和“共同认知”之上的基本训练。
同理，在调研期间，只需查看各个国家企业管理者日程表的不同，分析他们如何分配时间，就能最为直观地理解管理文化的差异。理解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体的不同非常重要。讽刺的是，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教育学生适应不同的商业实践，却用同一套教学方法；我们能够传授理论却不能清晰地阐释理论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发生作用，因为后者没有统一的教学方法可以应用。而GNAM的成员正在就此进行创新和尝试。
新兴市场商学院的机会
GNAM的创新和尝试，对人大、复旦等上世纪90年代初首批成立的MBA教育机构而言，有着历史机遇的紧迫感和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它们走过了引进、吸收国外MBA教育理念和方法的阶段，已经实现大幅度的跨越式发展，开始进行适合中国商业实践、政治制度和文化土壤的创新探索。
一对一合作模式背后有这样的潜台词——欧美的MBA教育模式是应该遵从的唯一成功模式，因为管理是基于实践的学科，而欧美商业实践的成功证明了欧美管理理论的成功，教授这样的理论和案例注定行之有效。正因为丰富的实践是理论的土壤，新兴市场二十几年的商业实践经验，让新兴市场的商学院更加自信，甚至可以为管理学贡献新的视角和观点。借鉴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的“反向创新”概念，新兴市场商学院几十年的MBA教育实践对成熟市场也有借鉴意义。正如德鲁克所言，管理90%都是共性的，但另外10%则要视具体的文化、制度类型而定。
欧美商学院的转型
即使是欧美较为成熟的商学院情况也不尽相同，比如同样是将“国际化”设定为发展目标和价值理念的美国商学院，如果深究其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一种想法是，这是一所美国的商学院，但欢迎和容忍“多样性”；另一种理念是，这是一所商学院，英语是教学语言，只是恰巧坐落在美国境内。差别在于，第一种仍然是欧美中心论，认为“他者”是需要“包容”的边缘多样性，第二种是去中心的国际化理念。而GNAM的意义在于，让参与其中的、已经较为成功的商学院在思维方式上从第一种转向第二种。
相对于欧美很多没有参与GNAM的顶级商学院，西班牙IE商学院、耶鲁大学商学院等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们作为不只关注顶层极少数精英管理教育的欧美商学院，正在思考如何搭建基础平台、如何成为管理教育市场的底层服务提供方，整合多方资源，实现颠覆式的创新和发展。
除了对于商学院的意义，GNAM的价值还在于让更多MBA学生受益。坦白地说，一对一的合作项目大多针对EMBA学生，而非MBA。原因有二：EMBA学生更愿意也能够承担跨国游学的费用；商学院更重视学费较高的EMBA学生，默认他们作为高管更需要国际化的眼光和视野。相对于人数较少的EMBA学员，MBA学生是商学院教育的底层需求。但“没有人能阻止底层人群的需求”（C.K.普拉哈拉德语），GNAM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提供更优惠、更优质的底层商业管理教育服务。如果欧美商学院坚持以往一对一合作关系，阻止庞大的MBA学生受益其中，商学院谈何培养国际化视野？（采访整理/李钊 康欣叶）
伊志宏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财务与金融系教授；爱德华·施耐德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与管理专业William S. Beinecke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