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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商业和政治的最佳距离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天然食品公司CEO哈罗德·利森刚把车泊进公司总部的停车场就听到手机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肯尼斯·金打来的。哈罗德先做了做准备才接通电话。

“乱成一团了。”肯的声音马上传来。

“我知道,”哈罗德回说,声音透露出一丝疲惫,“但我们的公关团队告诉我一切很快就会平息——人们很快会忘记这事。”

“谁会忘记?媒体?员工?客户?你可要想想,现在很多人都对我们非常不满。而且我个人认为,他们有理由如此。”

这场风波始于几周前。天然食品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中型有机食品连锁店。它因捐款给一个叫“Minnesota Business First(MBF)”的超级PAC(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是一种美国政治组织,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但捐款款项受法律限制。不过,超级PAC能接受没有上限的政治捐款—译者注)而上了《明星论坛报》。天然食品公司之所以选择资助MBF,是因为这个超级PAC为有强大“亲商”平台的共和党选举候选人打广告。然而,在一场紧张对决的最后一刻,为了赢得保守派选票,明尼苏达州共和党明星竞选者帕特·埃里克森极力抨击同性婚姻,称其不会投票给任何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让哈罗德更不安的是,天然食品公司现在也被冠上“反同性婚姻”的恶名。

“我也很不高兴,”哈罗德对肯说,“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不希望天然食品公司跟‘反同性恋’这个词挂钩。”两人在一起共事已经10年,合作初期就发现彼此都有一个同性恋儿子。

哈罗德在数月前核准捐款给MBF时,从未想过要质疑这个超级PAC是如何根据候选人对社会议题所持态度而进行审查筛选的。即便埃里克森转变立场,对同性婚姻采取强硬态度,他也没想到此事对天然食品公司造成的影响如此之大。

天然食品公司的顾客在其位于旧金山、洛杉矶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几家大型门店发起抗议活动。与此同时,1万多名员工也联名上书,要求哈罗德解释为何支持埃里克森。一些高管也私下表示,他们担心团队里的同性恋员工会感到自己被孤立。在公司政府关系主任贝蒂·马丁的协助下,哈罗德发表一项内部声明,称公司对MBF的赞助并不意味着赞同这个超级PAC所支持的竞选人的所有观点,同时,公司执行委员会及董事会将重审竞选捐款方针。

“我看到你回复员工的信了,内容很得当,”肯说,“澄清了埃里克森的观点不代表公司立场;我们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社会组织。”

“但我们还要乘胜追击,”肯接着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发现你和其他同事觉察不到的风险,所以我要劝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天然食品公司应该避开政治。”

哈罗德早就知道肯会对此事有如此看法。肯一直都认为竞选捐款和游说活动暗藏风险,早晚会出事,比如此次风波。但更多主管认为忽视政治的风险更大,肯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如果公司想要继续成功盈利,并实现其“让健康食物进万家”的使命,就需要在缴税和食品监管等诸多政策议题上拥有话语权。

“人人都说我的想法行不通,”肯又说,“但你看星巴克和好市多(Costco)。它们就没有赞助联邦竞选,也没有游说国会议员。即使最高法院通过了“联合公民”(一个保守派非盈利组织。它起诉联邦选举委员会,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抬高企业政治捐款的限制并胜诉,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立法程序中为了自身利益而左右政府政策的能力—译者注)决议,它们的做法也没有改变。”

“行了吧,肯。你说的都对,但那些公司早就与政治有关联。只是它们并没有留下明显的“收买”证据,让全国媒体都抓不到把柄罢了。我们的名誉建立在为顾客、员工做好事的基础上。我们参与的大部分议题都会最先影响到这些利益相关者。你想想我们是怎样支持联邦政府推广食品安全教育计划的。我们需要借助政治手段来推进这些项目。而且我们也没花多少钱;那点钱只是我们收入的九牛一毛。”哈罗德看向车窗外,有几个员工向他招手。他们正向办公室走去。哈罗德通常是最早到办公室的人之一,但这个电话把他拦了下来。

“我们可以靠捐款给慈善机构和非盈利组织保住声誉,但介入政治就太危险了,”肯反驳道,“我连咱们能不能实现捐款的初衷都不确定。”

“我们谈过这个话题,”哈罗德说,“贝蒂说得很清楚,我们赞助这些PAC并不是为了收买政客或改变投票结果,而是要赢得话语权。你认为如果我们公司不是赞助方的话,我能提前24小时获知将要和州长会面吗?”一年前,明尼苏达州议会讨论了一项转基因标识议案。这项议案一旦通过审核成为正式法案,明尼苏达州就将采用与其他州不同的标识规范,导致该州企业不得不耗费上百万美元改变自身标识体系。哈罗德得到了州长的承诺,后者称他将否决这一议案,并鼓励州立法人员着重制定与其他州一致的法令。

“拜托。我们是明尼苏达最大的用人单位之一。即使我们不捐款也有话语权。”

“贝蒂可不是这么说的,”哈罗德答道,“我们在董事会上和她谈谈这个吧。”

“你明知道她会站在什么立场上,”肯说,“她只是不想丢掉自己的工作。”

束手无策

哈罗德打开车门,听到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贝蒂。他觉得这通电话肯定不能到办公楼里边走边讲,所以他关上车门,又坐回驾驶座上。

“听着,哈罗德。我希望你今天早上不会被吓到。”

“什么情况?是有更多人抗议了吗?”

“不,不是。就像我昨晚说的那样,抗议活动正在平息。我们只需再等等,不要急着做任何决定。我知道你一直都拿不准是否要捐款给超级PAC。但我们要尽可能结识对我们可能有好感的政客。”

“好吧。但我刚刚和肯谈过了。他认为这是一个不良征兆。肯有这种想法你应该不会惊讶。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反思我们在政治上的做法,尽管这对你的影响可能会很大。”

“这跟我无关,”贝蒂直接答道,“这是为了天然食品公司好。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样规模的公司不需要在圣保罗(明尼苏达州首府)和华盛顿有影响力,那就太荒谬了。要是事关如何定义‘有机’这个词的辩论会,或事关如何对顾客所需的特产征收进口关税的讨论,我们没有话语权,你会作何感想?今年国会拟定新农场法案(美国政府管理农业及食品的法案—译者注)的时候,你想不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要是不争取决策权就太傻了,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公司的立场与这些议题的关系如此微妙。我们总不能用慈善活动或简简单单地用营销小短片,来解释我们的立场吧。”

哈罗德清楚,她说得有道理,但他并没有被完全说服:“《明星论坛报》的文章称,只有10%的上市公司会游说联邦议员。标普(S&P)中也只有一半上市公司会赞助竞选。我最初不相信这些数字,但之后我做了核实。即使在‘联合公民’决议出台后,我们似乎依然可以做局外人。”

“但我们已经在游戏里了。而且要不是埃里克森这次风波,我们的战术还算成功。”贝蒂称。她解释说,星巴克和其他公司早就采用了反竞选捐款的方针。尽管星巴克公司CEO霍华德·舒尔茨有能力笼络到重要政客,但其他大多数CEO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和州长会谈,与众议员及参议员会面,与议会的多数派及少数派领袖详谈,还和关键委员会的主席商谈。我们做了那么多才看到一点成果,现在放弃投资简直就是疯了。”

早在“联合公民”决议前,天然食品公司就一直支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PAC。它将职工和股东的捐款汇集起来,然后选定几个候选人,把钱捐给他们助其竞选。但当时的捐款限制为每个候选人5000美元。过去5年,天然食品公司开始转向投资超级PAC,后者不仅不限制捐款额度,还能将游说级别提高至联邦政府层面。

“那我怎么跟顾客和员工交代呢?”哈罗德在座位上坐立难安。他知道他的助理一定纳闷他现在在哪里。

“哈罗德,我说过,现在的状况很特殊,但人们很快会忘记这一切,继续平静生活。而且遭遇抗议活动的门店并没有因此而营业额下降啊。但政治不会消失。我们需要那些关系。”

突然有人敲了一下哈罗德旁边的玻璃窗,他吓得差点跳起来。仔细一看,他发现是卡米拉·费尔南德斯。她是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为人严肃直率。

哈罗德把车窗摇下来,听到她说:“你开会迟到了。”

其他方案

哈罗德终于得以坐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卡米拉就坐在他对面。

“我知道你不喜欢等人,”哈罗德说,“抱歉。”

卡米拉耸了耸肩说:“我看到你在打电话。我猜这几通电话跟抗议有关吧?”

哈罗德告诉了她自己与肯和贝蒂的对话内容。

“他们告诉你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本能反应,哈罗德。贝蒂迷恋政治,肯则憎恶它。你要考虑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你谈谈,”哈罗德说,“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有没有中庸做法?”卡米拉问,“我们可不可以只通过全国食品供应商协会的PAC给竞选捐钱。这样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对选什么候选人有太大决定权,但如果出事的话,我们也不会受波及,因为有Whole Foods和Safeway两家超市(它们是天然食品公司的竞争对手—译者注)担着呢。”

“但能接触到立法者的公司会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哈罗德说。

“好吧,那绕过中间人怎么样?”卡米拉说,“直接捐款给我们彻底审核并认可的候选人。”

“这两个方案不论选哪个,我们的捐款额度都会受到法律限制,单个候选人不能高于5000美元。除此之外,审查这些候选人意味着贝蒂需要更多资源,而且董事会也不得不批准一套新流程和标准。还有,就我们关心的议题来说,我不知道我们所选候选人的观点能否始终与我们的保持一致。

“而且我们会跟下一个‘帕特·埃里克森’绑得更紧。”

哈罗德点点头道:“我才刚为此事吃了苦头。”

“尼克怎么说?”卡米拉问。尼克是天然食品公司的CFO。

“他说我们的门店营业额及股价都没有受到影响。如果这两样没事的话,他没有任何意见。”

“确实像是和数字打交道的人说的话,”卡米拉说,“但我很惊讶咱们的财务状况居然没受到影响。”

我也是,哈罗德默默地想。

放手一搏?

当晚,哈罗德回到车里时,手机又响了:是肯,貌似这倒霉的一天要以和暴怒的肯的谈话结束了。然而,肯这回平和了一些。他当天下午和其他几位董事会成员谈过,发现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思考这件事,”哈罗德说,“贝蒂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投资政治,理由非常充分。卡米拉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让我们能以较低风险参与政治活动。

“贝蒂只顾着维护自己的立场,而卡米拉是个律师,她当然会对多方进行调解,并达成各方都比较满意的一致意见。但这是你放手一搏、解救公司的机会。现在分歧非常之大,哈罗德,大家都指望你带领我们突出重围。”(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布莱恩·里克特是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库姆斯学院商业、政府及社会系助理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小说化改编的真实案例,展现了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并提供了专家的解决方案。本文是基于布莱恩·里克特和安妮莎·乔治(Anisha George)的案例“反思塔吉特公司的政治活动”(Rethinking Political Activity at Target)而来。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