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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社会企业自给自足之道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过去的几十年我们见证了社会企业的兴起。社会企业依靠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旨在通过解决局部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变革。对于无法依靠立法或私人资本解决的问题,兼具政府和商业企业特点的社会企业是一剂良方。

成功的社会企业必须忠于社会目标,同时在严格的财务限制条件下运作。社会企业通常服务于某一类特定人群,改变他们的社会经济弱势地位,使其生活状况得到根本转变。有时,社会企业(如成功的环保组织)能惠及更广大人群;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企业服务的还是在经济上弱势或边缘化、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群体。

社会企业必须在财务上实现长期自给自足,否则新建立的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政府或慈善机构长期补贴才能维持,而无限期的补贴并不现实。随着服务人群的扩大,社会企业必须有效降低成本、减少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依赖,才能实现长期存续。

有些社会企业甚至可能催生一个新的能盈利的行业。20世纪70年代末,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筹集资金,开始实验性地给当地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由此诞生了一家服务于孟加拉国弱势群体、财务自给自足的社会企业,即著名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吸引了世界的注意,更多人开始看到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价值,这使尤努斯的尝试获得了巨大影响力。

社会企业如何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获得良好财务收益?我们已找到答案。斯科尔基金会(Skoll Foundation)由互联网创业家、eBay联合创始人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于1999年创立。在基金会工作的15年中,我们对成功社会企业进行了深度研究。斯科尔基金会每年向若干位社会企业家颁发斯科尔奖,迄今已有91家社会企业的100名个人接受该奖。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为找到自给自足的运作模式、永久改善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社会企业领导者都着力改变现行体系的两大要素:市场参与者和技术条件。下文将具体介绍社会企业家进行局部社会改造的成功案例。

Goodweave

改变市场参与者

社会经济问题通常源于市场参与者间力量的不平衡,印度的手工地毯业是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儿童权益活动家凯拉什·萨蒂亚尔蒂(Kailash Satyarthi)与玛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共同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发现,印度贫困儿童很容易落入为织毯等产业搜寻劳动力的劳工中介之手。

被转卖给工厂后,童工被迫在恶劣条件下每天工作12小时或更久,手工编制高质量的地毯,以低价卖给零售商。工厂、劳工中介、零售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统治着印度手工地毯业,只要三者间的利益链不打破,剥削童工的丑恶格局就将延续。

在这种局面下,社会企业必须改变市场参与者,以此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社会企业可以争取的市场参与者有两类:消费者和政府。前者的角色是改变力量平衡,后者则改变经济环境。

消费者的力量。在活动生涯初期,萨蒂亚尔蒂的工作重点是公开宣传,以及配合政府搜查非法用工的工厂。萨蒂亚尔蒂回忆,在一次惨烈但成功的搜查行动后,他在回家路上又看到劳工贩子将几十名很可能终生为奴的儿童送上火车。萨蒂亚尔蒂意识到,今天解救10名、20名、200名儿童,明天又会有200名、2000名儿童沦为奴隶。他不得不承认,当下的方法不能改变整体环境,无力解决问题。

萨蒂亚尔蒂随后找到了改变状况的方法:呼吁消费者拒绝购买非法生产的地毯。这一发现来自一次偶然经历:一位老妇人告诉萨蒂亚尔蒂,她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一条可能是童工生产的地毯,当她发现后,她感到必须把地毯扔掉。“我很老了,”她说,“但你还很年轻,你必须做点什么,好让我再买一条地毯。”

萨蒂亚尔蒂意识到,还会有很多人像这位老人一样,在了解情况后抵制剥削童工的厂家,支持合法生产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蒂亚尔蒂创建Rugmark,这是南亚第一个旨在保护儿童、杜绝非法用工的地毯产品认证组织。

Rugmark如今演变为GoodWeave,活动范围扩展到全世界,重点监控活跃零售市场和全亚洲主要地毯产区。包括塔吉特在内的130多家地毯进口商和零售商已签订协议,承诺只采购经GoodWeave认证的地毯。很多其他行业的社会企业家也建立了认证体系;和萨蒂亚尔蒂一样,他们都认识到,消费者拥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秩序。通过社会企业周密、可信和透明的行动,认证标识能够有效教育和激励消费者。当足够多的消费者用钱包投票,零售商和供应商会做出调整,从而根本改变整个体系。

政府的新角色。在市场活动中,政府通常处于边缘地位;通过推动政府更积极地发挥作用,一些社会企业成功改造了社会经济秩序。在社会企业的努力下,政府可提高税收使用效率,新兴经济体能有效利用外国援助,这都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例如,亚马逊保护组织(Amazon Conservation Team)帮助巴西政府更高效地解决亚马逊盆地森林采伐问题。亚马逊原住民长期与采伐者、采矿者和放牧者进行斗争,但后者不断扩大开发活动范围,在此过程中采伐了几百万公顷森林,非法采伐时有发生。原住民传统上将亚马逊盆地看作自己的领地,但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弱,无力控制这片土地。

虽然巴西开始意识到雨林采伐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盗伐活动规模巨大,政府办法不多,经常等到损害造成后才发现非法活动。

亚马逊保护组织的解决方案是为原住民配备手持GPS设备,训练他们对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进行测绘。通过绘制地图,原住民能为政府的雨林保护工作提供更多信息,更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权益。清晰划定领地边界后,亚马逊部落民可以更高效地监控、保护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这种分散化的监控保护方法远胜于集中化措施,以较低代价改变了原住民和商业开发者间的力量对比,更有效地保护了雨林。

apopo

改善技术条件

在现存秩序下,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利用制度、商业模式和技术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市场参与者和它们用以实施“统治”的技术,共同构成了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实现社会改造的另一个途径是,在不改变市场参与者的情况下,根本改善技术条件。社会企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改善技术条件:替代、新创、重新定位。

用低成本核心技术替代现有技术。获得斯科尔奖的社会企业家中,有些人成功为通行技术、功能和产品找到低成本替代品。

非营利组织APOPO创始人巴特·韦特延斯(Bart Weetjens)发现,前战区排雷最大的障碍在于成本太高。通行排雷方法使用的昂贵设备和专用排雷犬,对于很多饱受战火的国家可望而不可即;再者,由于体重较大,排雷犬有触雷致死的风险。这都让排雷工作进展不顺。韦特延斯从小养宠物鼠,深知这种动物足够聪明,经过训练可以嗅出地雷。实践证明,非洲巨鼠体重足够轻,不会触发地雷,很适合完成排雷任务。各国政府和公益组织可以使用APOPO的服务,以极低成本和高得多的效率完成排雷。(韦特延斯还训练老鼠从痰标本中嗅出结核病菌,这一低成本、便捷的方法有助于偏远地区医疗机构诊断结核病、让患者及时得到治疗。)

很多社会企业的实践证明,在专业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非专业辅助人员也可以出色完成任务。在医生和护士尤为紧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非营利组织Medic Mobile在社区医疗工作者的手机上安装app,帮助他们完成药品检索、患者登记等简单操作,这为专业医生腾出更多时间去完成技术含量更高、更困难的工作。

非营利组织mother2mother培训“母亲导师”,监督感染HIV病毒的孕妇遵循医嘱,增加新生儿HIV阴性的几率。母亲导师们的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争取到各方对抗艾滋病药物研发的巨额投资。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Health Leads训练大学生成为医疗体系中的重要补充力量:帮助公立医院的贫困患者获得基本社会服务。Health Leads认识到,如果这些患者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康复的几率会提高。如果治疗效果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和公共医疗体系的财政负担都将减轻。

创造新技术。还有些社会企业成功创造新技术,帮助目标人群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例如,在马特·弗拉纳里(Matt Flannery)和杰西卡·杰克利(Jessica Jackley)创建Kiva平台之前,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间p2p小额贷款基本无法实现。由于监管政策限制,贷款人无法通过当地小额信贷机构(MFI)发放贷款,只能将款项捐赠给在贫困地区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非政府组织。

现在,通过Kiva平台,世界范围内的贷款者可为贫困地区借款者提供小额贷款(25美元起贷)。Kiva与各地MFI合作管理交易和法律成本、处理监管事项,并审核借款人情况。随着越来越多贷款人和借款人使用Kiva平台,双方交易成本都大大降低。2005年成立以来,Kiva资产收益率逐年上升,用户贷款偿还率达98%。未来几年,Kiva平台融资规模有望超过10亿美元。

重新定位已有技术。第三种改变技术条件的方法与第二种类似;不同的是,社会企业并不创造新技术,而是将已有技术另作他用。

斯科尔奖获奖者维多利亚·黑尔(Victoria Hale)曾从事药物研发,后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任职。她创建的Institute for One World Health(iOWH,现已与国际健康组织PATH合并)专门研究制药企业放弃的药品,这些品种通常被认为不再适合发达国家市场、且在发展中国家销路不佳。黑尔发现,这些面临淘汰的药物可以重新派上用场,治疗贫困地区的地方性传染病。iOWH早期的一个目标是黑热病,这种疾病通过飞虫传播,每年感染50万人,致死3万人,在印度农村地区和东非尤其常见。黑热病致死率较高,并非由于缺少治疗手段,而是因为很多患者无力负担治疗费用。

黑尔发现,巴龙霉素这种非常成熟但早已停产的药物,可能对黑热病有效。在印度的临床实验证实了她的假设。由于成本不再是问题,iOWH成功说服印度政府使用巴龙霉素治疗黑热病,挽救了很多贫困患者的生命。

另一个例子仍然与亚马逊地区有关。美国政府参与建设的公共卫星设施,被谷歌用来提供一项广受欢迎的服务——谷歌地球;获得斯科尔奖的非营利组织Imazon比谷歌领先了10年。

Imazon将卫星设施用于实时监控亚马逊盆地、尤其是雨林地区的修路活动。由于雨林地处偏远、面积广大,盗伐者常常非法筑路辅助采伐活动,有时几年不被发现。在政府和媒体的协助下,Imazon运用卫星技术曝光盗伐等非法活动,使亚马逊地区的入侵者被及时发现、阻止及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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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上述方法

社会企业可以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取得成功:很多获得斯科尔奖的社会企业同时运用几种手段,有效改善目标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Proximity Designs的黛比·泰勒(Debbie Aung Din Taylor)和吉姆·泰勒(Jim Taylor)从2004年起在缅甸工作,他们发现,为实现改善农户社会经济状况的目标,Proximity Designs需要解决几个难题:克服在缅甸创业的各类阻碍、降低产品设计研发成本、培育消费人群、推动政府转变角色,以及持续改善技术条件。

缅甸以小农经济为主,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70%以上,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地区自谋生计。几十年的军政独裁刚刚结束,新政府的财力和资源难以覆盖全部人口。外来资本主要投向大规模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使产量能满足市场需求。慈善活动则集中在健康和教育领域,小农户的经济状况很少受关注。若能获得信息、技术和培训,农户本可提高产出、改善经济状况;但由于严重缺乏这些资源,农户不得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黛比和吉姆决心改变这种悲惨状况。Proximity Designs最初以农业领域著名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s缅甸分支机构的名义成立,这大大降低了创业成本,这使它一起步就是一家精益管理、足够聚焦的社会企业。成为独立实体后,Proximity Designs的下一个任务是大幅降低产品研发成本,为此它采取了两项措施:与斯坦福大学Hasso Plattner设计学院建立合作关系;积极招募收费低、有才能、参与意愿强的设计师和实习生。

由于充分了解贫困农户的生存状况,Proximity Designs能够满足他们的各类需求。Proximity Designs设计的水泵等灌溉设备注重实用性和耐用性,尽可能让农户负担得起;它还提供经过严格检验、质量可靠的种子。但仍有众多缅甸农民连种子和最廉价的农机也买不起,于是Proximity Designs增设小额贷款服务。在农资和金融服务之外,该组织还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和咨询,弥补了缅甸政府农业推广力量不足的缺陷。最后,Proximity Designs灵活与政府开展合作,成为粮食安全方面可信赖的顾问,并为缅甸培训农业官员。

通过不断降低运营成本,Proximity Designs得以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这使它务实了客户基础、激发出更大需求,实现自身收入大幅增长。最重要的是,Proximity Designs根本改善了缅甸粮食安全状况和数百万人的生活。

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或许不曾想到,他们发起或参与的社会变革竟能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变。大功告成之日,很多人却已告别人世——马丁·路德·金就是令人悲伤的例子。现在的社会企业家或许也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政府和商业企业之外,他们取二者所长,为社会改良找到了第三条道路。

追寻社会价值,同时实现财务自给自足,这无疑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在斯科尔基金会的研究表明,在全世界多种社会环境下,社会企业都有可能做强做大,成功改善弱势人群的生存状况。这些社会企业的成功已表现出清晰规律,对后来者是极有价值的参考,将有助于人类社会迈向更公平、更美好的未来。(王晨|译    万艳|校    时青靖|编辑)

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洛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斯科尔基金会董事,著有《战略制胜》(Playing to Win,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一书。

萨莉·奥斯伯格是斯科尔基金会总裁、CEO。

公共项目新模式

社会企业无疑脱胎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但如今也出现了政府主持社会企业的成功案例,印度身份识别局(UIDAI)就是其中之一。

UIDAI创始人主席南丹·尼勒卡尼(NandanNilekani)是印度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曾任IT巨头Infosys公司CEO,间接推动了印度的技术革命。卸任后,他出版了公共政策方面的畅销书《想象印度》(Imagining India),其中一个设想是为12亿印度人提供防伪身份识别工具。当时约有4亿印度人没有任何证件,因此无法驾车、投票、合法地工作、开立银行账户或申请贷款,也无法得到公共服务。2009年,时任印度总理辛格邀请尼勒卡尼主持新成立的UIDAI,负责建立生物识别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为每名印度人提供12位数字的身份认证。困难在于,用传统方法收集数亿人信息的成本太高。

尼勒卡尼决定用运作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作这个项目。为降低固定成本,他使用已有的视网膜扫描和指纹识别系统来建立登记平台;他还聘请其他机构和组织参与登记工作,每完成一份认证付1美元。这为政府节省了人力成本,也给第三方机构提供了盈利机会。这些运作手段使UIDAI无需再筹款购买设备,也省下了雇用登记员的费用。

2014年尼勒卡尼卸任时,UIDAI已完成了6亿印度人的身份认证,费用仅合每份认证1美元,对这样的项目来说是极低的数字。因为第三方机构能够把单位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它们也从中获益。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