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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双创时代:构建“超越追赶”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中国大规模引进、模仿的时代已日渐式微,自主创新正迅速成为新常态中发展的关键。在引进、模仿时代,企业的基本战略思维是“追赶”(catch up),它曾是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升级的捷径:后发者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最后实施技术赶超,可以节约资金和时间、降低创新风险,美国、日本和韩国等都曾沿着这一路径,实现了快速追赶。

追赶战略失效

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里广泛实施了“追赶”战略,但随着全球信息革命不断深入,这个战略模式开始频频失效。实际情况是,在众多企业引进、消化和吸收之后,好不容易看到赶超的曙光,但领先者的技术范式(即以新技术为核心的企业内外部系统,它是人们所遵循的理念、价值观、体系、方式与方法的总和)却突然变了,追赶的企业又落入了陷阱。最典型的例子是彩电产业,在CRT显示技术范式下,中国企业开始“追赶”,等到我们终于实现追赶时,LCD显示范式却迅速替代了CRT范式,我们又落在了后面;再比如杭州UT斯达康,当它终于做到全球最大手机制造厂时,却因为手机范式的更新而惨败。

究其原因,追赶战略有一个隐性假设——所有竞争者都在现有的范式内发展。工业时代,从科研到技术开发、产业开发,一直到市场化,这条创新链很长,创新周期也长,后发者只要苦干、奋斗,就有机会在一个漫长的周期内赶上领先者。

但到了199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兴起,尤其是第二次信息革命的兴起,使创新链变得越来越短,产业周期与产品生命周期也随之变短,导致企业内外部系统发生巨大变化:过去,企业通过工厂制度,把员工集中到内部平台上进行分工;现在,新的方式是跨地域、无边界集成,创新效率大大提高,技术迭代也越来越频密。如果企业只盯着现有周期下的技术学习,就会对现有技术产生过强的路径依赖,一旦技术范式出现变化,就可能有灭顶之灾。

如今,中国进入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无论是成熟企业(well-established firm),还是起步期的风险型企业(venture firm),当务之急是要学会新的战略思维,我称之为“超越追赶”(beyond catch-up)战略。

学习模式的变革

成熟企业如何“超越追赶”?关键是学习模式的变革,即企业在“追赶”的同时,要积极为跨越现有范式做准备。其核心包括三点:1.CEO要有战略聚焦的统御能力;2.不能总是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尤其是要关注外界发生的情景变化;3.用“第三只眼睛”,随时盯住下一个范式。

深圳华为和浙江海康威视是两个典型案例。华为曾是模拟技术的模仿学习者,在2G时代,华为成为后发的紧跟者;3G时代,华为上升为全球行业领先者的紧随者(second mover);到了4G时代,它已成为领先者的并肩者(first mover);随后,华为实现了“超越追赶”,成为5G技术范式的主要发起者。再比如海康威视,其视频监控业务从模拟起步,发展过程中一边“追赶”,一边紧盯数字技术,终于实现“超越追赶”,在同行业中率先进入了数字范式;之后,它又领先进入互联网范式和云服务范式。

国外的案例是Under Armour(安德玛)。1996年,美国前马里兰橄榄球明星Kevin Plank创建了运动装备品牌安德玛,在针对耐克、阿迪达斯发起快速学习追赶同时,安德玛发明了一种新型的吸汗涤纶纱线(moisture-wicking),迅速占领市场,确立了全新的市场优势。安德玛随即又用同样的方式向其他品类延伸,并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结合,抓住了新兴技术范式。如今,安德玛的业务涵盖了整个健康服务领域,短短10余年,Under Armour成为全美第二大运动品牌,实现了“超越追赶”。

从浙江企业家来看,第一代企业家讲诚信、讲质量和讲服务,下游(指市场和商业模式)做得很好,但上游(指技术)做得不够。现在技术更新和产品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企业急需既懂技术、战略,又能帮助企业实现“超越追赶”的领袖型企业家和管理者。浙企的新一代企业领袖们正在努力成为这样的引领者,同时不惜代价寻找这样的战略型管理人才。

发展创新型创业

起步期的风险企业如何“超越追赶”?关键是发展“创新型创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运作,改变了用户与企业的关系、部门与部门的关系。基于分工的功能型传统管理系统,有效性发生了动摇,革命性改变正在发生。成熟企业由于改变成本很高,所以面对的挑战很大,相反,创业企业没有这样的改变成本,对于它们来说,到处都是新机会。

从根本上讲,创新有两种范式供选择:利用型(Exploitation)和探索型(Exploration)。利用型的内涵是,尽可能沿着既有范式往下延伸,发挥到极致;而探索型则是不断地去批评旧范式,不断试错,探索新的发现,最终创造全新的产品和范式。

但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互联网创业公司急功近利,只抓那些没有自主技术支撑的利用型机会。这些创业的客户端产品或服务,没有在市场上取得真正的成功,只是因为不断有外部资本投给它们去抢流量。对于投资方来说,则是力图通过流量把公司估值做大,再把创业项目的股权卖给下家从而获益。

这样的游戏中,很多创业公司的“护城河”(无形资产、转换成本、网络经济和成本优势)很窄,实际营收也很少,估值却很高。我认为它们只是一些被狂风吹起来的猪,没有创新作为飞行驱动,用不了多久就会摔到地上。

为了避免这种低层次的创业泡沫过度泛滥,当务之急是要支持推进基于探索型的创新型创业。如果之前中国创业公司的特点是利用型,现在的焦点则需要转到探索型上来。美国大部分互联网创业公司都基于探索型范式,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平台。我们需要有紧迫感,绝不能盲目地认为“互联网+”时代到处是黄金而盲目乐观。很多所谓的“机会”都是由于外部游资过多和政府政策非正常供给而烘托出的阶段性现象。

那么,创新型创业如何“超越追赶”?关键是创业之前,创业者要回答好三个问题:一.创造价值的动因是什么?二.创造价值的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三.产品或服务的范式站在创新制高点上了吗?

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使命问题。创新型创业一定要用使命把团队凝聚在一起。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个使命需要不断团结更多的人。相反,如果创业的动因只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和资源,就很难做好创新型创业。

第二个问题解决的是方式问题。互联网正在进行三个“重构”:一,重构一切“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二,重构一切事物的边界,包括组织边界、区域边界、国与国的边界;三,重构各行各业的全球格局。“三个重构”把中国新一代创业公司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企业、创业公司拉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创新型创业要在“三个重构”的框架内重新设计自身的内外部系统,真正找到实现价值的新路径。

第三个问题解决的是战略问题。它决定着企业要实现怎样的创新,要抢占什么样的制高点,以及构造多宽的护城河。

如果创业者把这三个问题想清楚了,也就意味着他向探索型创新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只需要坚定地去行动。

打通创新链

政府如何为企业“超越追赶”创造有利环境?最关键的是打通创新链。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这三个大环节构成了一条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链条。目前,政府只是用非市场的方式把这条创新链勉强接上了,市场机制在创新链上的作用很有限,效率也很低,具体体现为“三个不到位”:

一.分工不到位。最上游的基础研究,中间的技术开发,下游的产品实现,通常由一个主体来做,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

先看最上游。中国的核心技术资源主要还是在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内自我循环,这些机构基本上仍然处于计划体制当中,市场化程度很低,它们的科研经费近年来增长很快,比如中科院、清华和浙大等机构每年的科研经费与欧美一流机构已经非常接近。可是,真正用在基础科研的费用占比还是很低,许多钱花在非基础科研方面,用于技术开发。按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效规律,技术开发应由企业去做才最有效。现状是在国内一流大学的研究院所外围,总会有一些作坊式的企业,它们由核心教授牵头做研发,弟子们做产品,教授就像老板,学生凡事都听这个定位不清的“老板”的话,管理效率低下且非常落后。

再看下游。企业了解市场,但不可能自己去做基础科学研究,由于创新链不通,缺乏上游有效的技术供给,企业对技术创新望而却步,只能满足于“引进、消化和吸收”。近年来,国家设立了许多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试图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衔接,同时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建设研究院或研究中心,但从整体上看很不够。只有少数企业有能力和意愿去做这些事,而且在实操中也会遇到各种体制性、法律性障碍。

二.配套法律不到位。法律确立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由于知识产权及其有效技术转移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限制了创新链各个环节的衔接。一项创新技术,从最前端直到最末端,资本扮演击鼓传花的全程衔接角色。天使投资、VC、PE,IPO,一环环地促进着技术开发和转化。如今,偏下游的投资机构都到位了,而促进上游技术转移的相关法律却没有到位,游戏规则不明,资本尚不能有效地、市场化地与创新链全程衔接。比如技术交易,无论是产权界定还是交易,都缺乏明确、配套可行的法律。现在鼓励教授创业,允许教授把专利折合成股份与社会资源结合,但这个政策难以真正落实。教授们几乎所有的研发成果都属于职务发明,产权的划分和授予不清,谁敢与外部资本衔接呢?

三.人才供应不到位。首先,专业人才的需求和供应不匹配。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人才供应仍然在很大程度被政府管制,办什么学校,开什么学科和专业,都得由政府相关部门定,企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拉不动供应。

其次,创业型人才供应不足。创业者首先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愿意超出现有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乐于承担责任,勇于创新。斯坦福大学认为,大学就是培养企业家精神,不畏权威,打破常规,创新地去做事情和研究。浙江大学是中国发明专利最多的大学,发展创新型创业非常有利。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院训就是:培养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因此,我们从本科生开始就注重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并把企业家精神像基因一样植入到他们的血液中去,培养学生整合市场需求和科技的能力,同时培养他们改变世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提升全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水平的使命感。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为中国企业实现“超越追赶”提供宝贵的企业家资源。

如上所述,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是推进市场机制去打通创新链。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一些省份的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科技厅、工信委等等都在支持“双创”,只要是“互联网+”、创业项目,就直接给启动资金。如此一来,一些创业公司的启动就是直接从政府口袋里拿钱,扭曲了创业的市场价值。理性地看,创业投资应该以天使投资、VC为主体,政府功能应该是塑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让创业真正建立在市场的成功上。如果政府直接参与投资会产生种种弊端,很容易出问题,这不是政府该干的事。(吴晓波 | 口述 王丰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吴晓波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