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HBR：你演出的创意从何而来？
琼斯：有人说我的作品表现了与经济、政治和权力现状的正面冲突。构建基础的是问题：我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冲突感要怎么表达？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已经做了什么？还能做什么？会跟谁合作？我们要怎么打开另一种表达途径？做什么动作？演出环境和音乐怎么样？观众是谁？带着这些问题，鼓起勇气在练功房好好训练。很多观众会觉得“我们知道比尔要干什么？”，怎么才能超出他们的预想？
你说过自我怀疑使你“饱受煎熬”。你是如何克服自我怀疑的？
我很抑郁。六、七年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本继续活下去。那时我获得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grant）和两次托尼奖（Tony award），但这一切似乎都很虚无。所以该怎么办？一种方法是继续工作，另一种方法是接受治疗，还有就是看看那些爱你的人的眼睛。对我来说，爱我的人就是跟我结婚的那个男人比约恩，还有我的助理艺术总监珍妮特·王（Janet Wong），她会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望着我，那神情仿佛在说“为什么要钻牛角尖？你平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所以说战胜怀疑的是爱，以及投身于更重要的事。而且我觉得这种怀疑是神圣的。我是种土豆的穷人家出身。为什么没有去当医生或者证券经纪人？因为我发现了肢体、时间和空间的魔力，舞者的动作竟会让观众为之感动，正是这种魔力让舞蹈成为了我的信仰。
你的团队里很多成员都跟了你好几年。你是如何激发了这份忠诚？
我这个人有时候喜怒无常，又爱抬杠，有这么一群人愿意跟着我可真是奇迹。一部分原因是运气吧，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自己要示弱。你要明白如何承认自己的错误。另外，大家如果知道你热爱什么，也会非常包容你。他们会说“这家伙脑子有毛病。但他身上有那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他那么真诚”。在这一行干了快40年，你一定要有一些除了勇气之外的东西。大家会看出我的本性，看出我沉迷于自己热爱的事物，并不是那种愤世嫉俗的人。
你如何形容自己的领导风格？
我不是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美籍俄裔编舞大师）那种天才，直接跟每个人说，“亲爱的，你这样做，你那样做”，然后整个舞台效果出来棒极了。我会说，“我喜欢开头这个动作。我们来试试变动一下效果怎么样。”你要有可以信赖的搭档。比如珍妮特，有时候我只用说，“啊，你知道要怎么做。我真期待明天要做的事，但今天这边的事情还没做完，你来接着处理吧，我会对你的工作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批评。”如果碰到问题，好的领导知道要如何恰当地提问、仔细倾听并整合团队给出的答案——这是社会治疗师弗蕾达·罗森（Freda Rosen）说的。我状态好的时候，放松下来，就会想想“你不必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必赢得这场争论。现在提出来的哪个主意最好？”搞艺术的人都有个问题：自我意识太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舞团，冠的是我的名字。的确是这样没错，但如果没有别人的话，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的领导方式就是把“我们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抛出来，等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就热烈拥抱一下他们，说“好了！”“终于可以走了！”“我们走吧！”之类的。团队并不是每天都要这样，但有时候就得让他们觉得你自己心里没底。
你什么时候会表现出自己强硬的一面？
太累、太沮丧的时候吧。不过“奥巴马不搞噱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给我这类人上了一课。作为黑人呆在以白人为主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你要格外小心才行。你承受不起“残暴野蛮”的标签，别人就等着你露出那副样子呢。所以你要学会冷静。如果按捺不住脾气，我会深受其害。
你是如何寻找人才的？
我们招两个舞者，可能会有450位女性、125位男性来面试。这么一大群候选者里能吸引你注意的是哪个人？不是因为长得好看，甚至不是因为表现最好，而是因为那个人对要表演的东西有种渴望，表现出一种贪婪和渴求，并且在表演中展现出一些东西。我从空手道高手那里知道，要寻求“初心”。当然你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舞者，但是面对初学者，你可能会觉得初学者就别瞎说了，但有时候他们的想法非常宝贵。如果是指其他岗位的人才，比如执行导演之类的，那就该说有时候这类人才是需要培养的，找那种聪明的、开始职业生涯没多久的新人，让他们经受历练。
对有志于组建艺术团体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筹钱的本事怎么样？这么问好像挺俗的，但这真的是个问题。要组建一家能支持实验性演出的舞团、一个设有184个座位的研究及表演场地，你必须努力筹钱。搞视觉艺术的人，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品都可以卖，但我们搞舞蹈，有什么能让有钱人掏钱的？你要设法营造一种探险的感觉，让他们带着艺术创作的概念参与创意世界。
你在考虑退休吗？退休后由谁来接手你的工作？
舞团顶着你的名字，退休可真不容易，对吧？珍妮特·王是我最好的助理艺术总监。她愿意接手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她爱这个集体。跟New York Live Arts的一次合作让我们知道了该如何利用比尔·琼斯舞团这块招牌——我们的舞台效果、训练方式、梦与传承。这是我们的根基，不是终点。
你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转折点是……？
从年轻的独舞者转为与阿尼合作，并以搭档关系抛头露面。阿尼临终时对我说：“别管舞团了，你单飞吧。”而我做了决定：“不，舞团是我们的孩子，我会做好自己必须做的事，找人合作，将舞团继续运营下去。”
你是怎么从悲伤中走出来的？
想想你失去的那个人拥有什么特质，然后在自己身上培养。这样一来，他们就与你同在。而且有了珍妮特。我是在一次晚会上遇见她的。当时我正在嚷嚷着工作艰难，抱怨时下的人都没什么信心，而她安静地走过来，说：“我有信心。”那是23年前的事了。她说的是真的。啊，还有就是我从舞台上退下来了，不必再穿着练功服在练功房里汗流浃背。我的最后一场独舞是在巴黎卢浮宫，那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但我的膝盖和背都不太好了，所以决定不再跳舞。当然，有时候我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感动，也还是会来一段——在客人走后的起居室里，或者是舞团漂亮地完成了一次巡演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季度我又做了一场个人演出，这是8年来我第一次重返舞台。如何用小幅度的肢体动作表达深切的感情，是个有趣的问题。（蒋荟蓉 | 译 刘铮筝 | 校 时青靖 | 编辑）
达纳·利西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制作总监。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