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中国金融体系进行大幅改革的必要性。融资的种种困难、不良负债的困扰以及证券市场的低迷都反映出当前所存在的种种不足之处。但是究竟如何与何时进行金融改革——以及对改革进行最为高效率的管理——都仍是一个未知数。平衡国家与商界双方需求这件十分微妙的事需要极其高超的技巧，尤其是在一个政府控制的影响仍牢不可破的国家中。在近期举行的沃顿中国商业论坛有关金融改革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探讨了中国所面临的金融文化转型的挑战，不过他们对于中国政府致力于变革的承诺都持乐观态度。

 

德勤公司全国高级合伙人卡莱伦斯·库万（Clarence Kwan）指出，金融改革现已成为中国政府所宣布的政策中的一部分。他说道，“改革已经成为政府的重点工作。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近期所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也对此作了专题论述。”“但是，对于政府而言，兼顾发展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这两个因素互相关联，不过不同时期其优先度也有所不同。”

 

据库万指出，在这次大会上温家宝提出了五大关键领域：国有企业的重组、农村发展、金融领域改革、社会保障以及政府管理。库万说道，“其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更加注重服务导向的政府。一旦社会稳定水平得以进一步改善，那么这些因素的每一项都将会为发展提供动力。”

 

库万指出，温家宝还谈到了要加速国有银行的改革，目前中国正准备将四大银行中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到海外上市。库万说道，“把这些银行分开使它们在市场上互相竞争是不是最佳的做法呢？我觉得这主意棒极了。”“目前四家银行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异性，因此看看在这些银行分开之后将来会发生什么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位于芝加哥的全球性资产管理公司北方信托公司（Northern Trust）的副总裁兼高级国际经济学家维姬·马克勒（Vicky Marklew）也是座谈会嘉宾。她认为，中国已成为在风险评级方面难度最大的国家。她说道，“指出那些负面的因素实在是太容易了——向市场经济不完整的转型、缺乏透明度、杂凑的法律法规以及腐败现象。”“但是也有正面因素。中国有着相当充足的外汇储备、很低的外债水平、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进度表的承诺以及资本账户的逐步自由化进程。忽视中国潜力的后果是任何公司都承担不了的。”

 

马克勒说道，除了上述潜力以外，巨额的家庭储蓄金额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个人收入储蓄率约为40%。目前这些钱不是呆在银行里，就是塞在自家的床垫下。当中国人能接触到更多的金融工具时，对我们这些公司就将非常有吸引力。”

 

股票市场

 

库万说道，不仅改善资本市场相当重要，而且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也势在必行。“一些问题与上市公司的质量有关。这与公司为什么上市、如何上市以及股票市场如何设立等都大有关系。”

 

马克勒解释道，“最初中国股票市场的建立是为了向国有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就算是现在，哪些公司能上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所决定的，并且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股份为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流通股。极少有上市公司来自真正的民营部门背景，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也可能仍然受到有关省级政府机关的控制。”

 

她补充说，去年，“中国的短期外债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并且中国企业所借的大多数新增外债都是少于一年的短期债务。这些都表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仍未起到应起的作用。”

 

据库万指出，即便是近年来有许多新的公司上市，但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水平仍与2000年时持平。“中国的股票市场未能与全球的其他股票市场同步成长。”他说，公司监管也是一个问题。“应当有独立董事来提高上市公司水平。但是哪些人又是有资格担当独立董事职责的呢？他或她能对董事会的整体独立性施加有利的影响吗？并且，即便能施加这种影响，那么董事会的运作会保持高效率吗？”

 

找寻资金

 

由于改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因此许多中国企业已赴海外寻求资金。库万指出，“在美国和香港市场上，中国公司的IPO数量都出现了上升。”“在2004年，中国公司赴海外上市的数量超过了在国内上市的数量，并且海外上市所募集到的资金量更高。”

 

库万补充道，中国前几年所颁布的信托法正被用于构建新型的金融工具。库万说，“企业正依据信托法向个人融资。沃尔玛在中国门店的建设就是采用了信托资产的模式。”

 

马克勒认为，中国正逐渐允许越来越多的国内机构进入国际市场。“例如，中国政府去年允许国内保险公司可购买海外债务。”“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下一个十年中，中国也非常可能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库万提到了近期的联想-IBM收购案作为中国公司正在努力成为全球化企业的实例。“海外并购活动正在升温。为了能对这样的全球化行动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将必须寻求新的融资方向，例如私人股本基金。在这一方面国内融资还存在问题，但是目前公司能从海外获得资金来源。”

 

贷款自由

 

座谈会嘉宾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深圳）的副主席兼CEO冯肖（Xiao Feng）说道，政府的政策经常会对银行的可投资领域进行规定，从而引发企业方面的不信任感。“某个季度政府会说，‘投资在电力行业’，不过三个季度后政府又不希望银行在这一行业进行投资了。这是个问题。”

 

马克勒认为，这种带有中央指导性色彩的贷款指令（所谓的“政策贷款”）目前仍然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较低的层面上：“根据WTO的规定，在下一年底，中国的银行业将必须对外资开放。当前约有60%的贷款是经由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放的，而且每一家银行都有数千家分支机构。因此即便在首都北京层面上政策贷款已有所减少，不过在省级层面上政策贷款现象仍会存在。如果当地省级领导对你的企业青睐有加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能搞到资金。”

 

马克勒补充道，在这一层面上，信用文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尤其是在政府鼓励大企业走向全球的背景下。“如果你的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在政策导向型的贷款体系中运作的话，那么当公司踏上国际舞台之后，你将会遇到巨大的变化。”

 

库万说道，问题的相当部分源于向未经政府批准的人发放贷款的可能后果。“如果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基于对某个个人或企业家的评估向其发放了贷款，并且因此导致了不良贷款的产生，那么这名工作人员的工作就可能不保。即便整个信用决策过程完全符合规范，人们仍然会问，‘你为什么要向那个人贷款？’如果中国摆脱不了这种思维定势而且不允许银行体系发放基于风险评估的贷款的话，那样做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应当怎么做；而是因为整个体系没有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