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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是精神上的处女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8日 企业管理培训

被认为造成了现实骨感的人,现在要坐下来和你谈谈理想丰满。
“现实很骨感,理想很丰满”,是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最近的一个演讲题目,这是其新书系列演讲之一。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要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而不是追求金钱,顺便理想。
谈论理想的同时,他也顺便谈了下自己血液中备受总理拷问的道德。去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曾说,“我想对房地产商说句话,你们的身上也流着道德的血液!”
“不能说只有把房价降到老百姓买得起才合乎道德,”继后,素有“地产界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在里写道,“如果领导人说商家道德上有问题,社会认为官员道德上有问题,大家互相指责,却没人追踪制度建设、制度理性,那这个社会就永远都进步不了。”
由冯仑在万通内部讲座记录的基础上改写而成,重在观察中国民营企业当下面对的外部体制与社会生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没办法了,才讲道德,而用法制制度规范人的行为,比从道德上去号召更有力量、更有效果。”
至于理想本身,他在首章里说,韩寒很了不起,蒋方舟也很有意思,所以“说80后是被房价、现实粉碎的一代,没理想。这话我不信,为什么我不信?因为我求学时别人也说我们这代没什么理想,这是瞎掰。”
制度摩擦是民企第一死因
南都周刊:你在书里说,如果把保障房、商品房等上升为道德问题,这件事就没解。这算是你对总理“道德血液说”的回应?
冯仑:不是,我们一个老百姓,没办法回应领导人的事情,我们只能说谈学习体会。在转型社会,是非观念太复杂了。在一个人身上,经常上午是这种道德,下午就可能是另一种。所以我觉得,转型社会就像汽车拐弯一样,你赶紧拐,把它的方向盘、刹车这些弄好了,别老在车上讨论谁对谁错,你讨论半天没人开车了,开过去再说。
房地产这块,明明是我们赚一块钱,而政府拿了一块四到一块六,但所有人都在说地产商。到底制度上出没出问题?现在房子足够多,关键是在谁手里,对吧?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还贡献了50%以上的公益捐款,但是只占30%的资源。
所以,这些制度上不把它理好,那么道德就成了最后的呻吟。大家都是在无奈的情况下讲道德,农村妇女吵架没办法了,说他是个坏人,老天爷打雷劈死他呀!她讲道德。
南都周刊:但你还是说,公司这么多年,并不是自己掌握政策的水平高,而是听党的话,是党教育得好。
冯仑:必须听党的话。我们现在的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这是你的不二选择。在这样一个发展环境里,你必须要做这个决定,这不是违心的,这是真实的,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就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对股东是一个交代。
南都周刊:作为商人,你应该更愿意尊重市场而不是政治风向。在这个环境里经商,会不会常常感到憋屈?
冯仑:从大历史观上看,你只能谅解。为什么呢,我最近看一本书,,挺有意思,讲辛亥革命,那时候的民营企业跟今天一样,始终有一个“两面作战”的困境。一方面要跟市场去博弈,就是产品、服务、技术;另一方面要跟体制去博弈。这100年,民营企业为什么都活不过20年呢,因为我们有好几次制度变革和好几次战争,企业没有一个时间段能消停下来做买卖,东西还没卖明白呢,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社会问题,不是在研究生意问题。
我就发现国内民营企业老板特别有意思,在一起聊天,前面谈行业,最后都落到国家制度和宏观上面。过去我们做研究,大家开玩笑说,每次都是从改革开始到女人结束,聊到女人就基本上回家睡觉。现在是从买卖开始到政治结束,买卖谈着谈着就谈不下去,就得谈社会体制,谈政策选择,谈十八大。
南都周刊:所以制度摩擦,你认为是中国民企的第一死因?
冯仑:对。你仔细看那些死掉的人,哪一个说是因为东西没卖出去死掉的,少,极少。小买卖有时候是东西卖不出去,开个菜馆,没客人就关掉了。但凡民营企业,全是制度摩擦。
我们没有资格博弈
南都周刊:看你2011年的行程表,你很喜欢去台湾?
冯仑:我很喜欢它的调调,心灵比较安定。在大陆每天跑,见到的人都是愤愤的,看什么都不舒服。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不能太折腾,一折腾了人人都不满意。对收入差距问题,台湾人不是那么敏感,为什么呢,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个秩序,超过了两代人,于是大家就安定下来了。最怕的是在一代人身上发生变化,永远都找不到感觉。我也找不到,我也不知道我算穷人还是富人。按收入,我可以算是高收入人群,但我也没有养成什么贵族习惯,我也不会装,说话经常不是那么高雅。我如果从小在官宦人家或者在中产阶层,那我自我的文化是很一致的,我现在很分裂。
南都周刊:去台湾做地产你一般担心什么?
冯仑:我去见民进党高层,问他,我们在这边投资,客户如果买了我的房子,换你们执政了,这个合约怎么办?他说冯先生你继续干就行了,台湾是法治社会,就是一切法律合约签好了,这叫既得利益,不管谁执政,既得利益都不能剥夺掉。我们未来怎么做,会跟国民党有一点点不同,但这个不同不会剥夺你们的既得利益。
我又去见国民党的高层,人家说我们跟大陆不一样,我们不像大陆的执政党权力这么大,又有军队,又有企业,什么都有。我们想干什么有的时候都干不了,所以我们叫柔性政党,国民党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做不了太多事情,所以,法律已经定好的就定好了。另外,国民党过几年有可能又下台了,国民党不会也没这个能力说把你们已经确定的东西统统改掉。大家核心上都强调了一个东西,就是法律制度,所以我就觉得有安定感了。
南都周刊:那在大陆做项目,现在你还有恐惧吗?
冯仑:我觉得在大陆大家普遍都有不安全感,恐惧只是一种情绪,还有恐慌,迷茫,失落。我觉得现在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我可能没有今天我们谈完话下一顿没饭吃的恐惧,但我有一个企业怎么做长期预期的恐惧。所谓长期预期就是,政策变化的速度太快,成本太低,比如房地产过去八九年有几十个文件。我也理解,转型社会嘛,可能这样有利于转型。但是过度的话,政策制定的成本太低,那执行成本就一定会高,纠错成本更高。
所以西方的体制是,大的事情扯皮,小事情从来不扯皮,执行系统从来不扯皮。我们这边这个程序没有,政策都是事后博弈,事先不许说,少数人弄了弄就出了。文件有时候比法还大,领导人讲话又比文件大。文件出来了以后,大家开始博弈,所谓博弈就是适应,我们其实没有资格博弈,我们只是适应、调整,最后出现两个东西,一个叫实施细则,一个叫司法解释,解释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游戏规则。不确定性因素多了,作为企业来说,你对未来中长期的预期就不清晰,不清晰就变成了恐惧。
南都周刊:那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万通是从中国台湾或者美国做起来的企业,你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功吗?
冯仑:我认为是分两步说。从无到有,只能在中国大陆。但从少到多,从差到好,从优到更优,按概率算,美国比中国更容易成长。
另外我们还有心理上一个巨大的成本没有算。比如说由于你这项制度,虽然有少数人起来了,但是也带来了社会心理上的巨大失衡的成本。美国也没有这样。在中国,个体的成功不能代表我们整个制度上的成功,制度成功是算概率的。比如在一种制度环境下,企业的成功率是30%,另外一个制度成功率是10%,可能成功率10%的这个出现了一个传奇,非常了不起,但是不等于你的制度优越,这是个体差异,有时候你要比较这些事情。
我保持了价值观的一贯性
南都周刊:你在书里提到一个“夜总会处女”的概念,意思是独善其身。但在中国经商这么多年,真的可以完全做到吗?
冯仑:我认为不能完全做到。我说的处女是两种概念,一种是生理上的处女,一种是精神上的处女。我觉得精神上的处女我们绝对做到了。生理上的处女有三种可能你做不到,一种是你主动去卖,一种是被人强暴,还有一种被人下了药,迷糊了。我觉得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多多少少这些情况都会碰到,万通也碰到过。被人下了药,那责任不在我。
南都周刊:你是被下药的那种?
冯仑: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所谓下了药就是大家都那样了,你也糊里糊涂的,等于是制度有缺陷。你比如说炒房炒地,都炒了,都跟被下了药一样,最后破灭了。那也不是我主动要炒的,我一个人怎么能把这事炒起来,对吧?
再有一个,在海南初期,那时候概念模糊,比如说通过这个人办事,通过那个人办事,你把钱拿出来,我也不知道钱跑到哪儿去,可能有些事情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这都属于迷糊。那会儿乱啊,就相当于兵荒马乱的时候,你说汽车撞了个人,交通规则管吗,但你能怪司机吗?你只能说兵荒马乱。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够幸免,但是从主观意识上,从我能控制的行为范围内,我们保持了我们自始至终价值观的一贯性和行为的连续性,我觉得这一定是很清楚的。
如果说满街都是大水、污泥,我一点没沾那是不可能的。但不是说我故意拿着污泥去扔到别人脸上,而且我是尽可能不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保持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统一性。
从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我同学非常多,副部以上的不在少数,但我跟他们确实都不做事情,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要求。
我希望做一个令人尊敬的民营企业,有一次我跟马云也谈起这个事情,说我们这些人做这么多年,如果民营企业在社会民众和政府那里,一个正面的观感还是树立不起来,那大家对市场经济,对转型对发展,就都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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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