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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师观点:中国智慧解海尔难题 企业改制引爆公正问题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企业培训师观点

关于海尔的传言,从来都格外受关注;而关于海尔与企业关系的传言,更是高度敏感。在某种程度上,海尔已成了未来一段时期政企关系的试金石,成了中国商业环境的一个风向标。

  一个企业的动向,竟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这在2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还属少见。在此之前,也曾有过几个著名的焦点事件,分别代表了中国式政企关系的历史:

  1997年,“烟王”褚时健被捕,引起人们对民营企业家领导人“59岁现象”的关注。此后,企业家作为一个不同于官员的特殊阶层的地位,开始被企业尤其是地方企业暗地里接受,企业家的待遇大为改善,从而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出现(但企业家个人出局的例子仍屡见不鲜,如健力宝李经纬、三九赵新先、长虹倪润峰等等);

  2000年,联想改制成功,创业团队此前获得的分红权被香港资本市场确认,一条光明的道路呈现在企业家与企业面前。从此,柳传志“提前拐大弯”的耐心和中科院婆婆的开明,成了竞争性领域中国民营企业家改制的政企关系的模范样板(TCL也是类似的道路);

  2000年,春兰改制被国家有关部门叫停,中央企业介入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改制。此次海尔的改制,恐怕最终也会受到中央企业部门的态度影响;

  2002年,科龙革命屡经努力终归失败,被民企格林柯尔收购,此后,许多地方企业放弃了对当地名牌民营企业家的迷信与依赖,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又一轮民营化浪潮。

  这些“风向标”事件串在一起,实际上勾勒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演进路线,反映着一种由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企业共同缔造的“发展同盟”的变化。

  在中国企业界,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小地方出大企业”现象。长虹与绵阳,海尔与青岛,春兰与泰州,科龙与顺德,TCL与惠州,这些上个世纪中期出现的著名企业,都诞生在一些二线城市甚至小城镇。企业把资源向企业家集中,企业家得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发挥自己的天赋。二者合力,企业、经济搞上去了,企业家(张瑞敏等)得到了中国社会以前不可能给商人的荣誉,企业作为股东获得税利,作为社会经理人创造了就业,皆大欢喜。地方企业作为大股东拿回了税利,而企业家也获得了声誉和企业控制权———全都是这样的梦幻组合,全都是这样的双赢格局。地方大股东+创业型企业家=全国著名企业,一者得名,一者得利。20年来,企业和企业家,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发展同盟”。

  但在以后的岁月里,这种同盟的一个潜伏的隐忧逐渐表面化:海尔、TCL、春兰,这样的企业在创办时,企业和企业家并没有像国外惯常的那样签订一个明确的协议。现在企业做大了,企业家快退休了,整个社会的权利(产权)意识强化了,问题陡然出现:怎么给企业家定价?所有上述“风向标”,都在这个问题上反复递进,分别触及或者解决某一个层次的问题。

  现在,轮到海尔了,问题也到了最深层次。

  一方面,20年发展累积下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因为一场与海尔有关的争论,意外地首先在公正问题本不突出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改制层面上被“引爆”。企业家应不应该,以及应该占多大股份?这些以前主要由地方企业和企业家“一对一”慢慢谈判协商的难题,现在摆在了公众面前,而公众舆论也最大程度地表达了“一面倒”的倾向;

  另一方面,中央企业开始介入以前主要在地方企业和企业家之间进行的探索,国资委及其地方分支机构强势出手,一系列主要适用于垄断性、资源性中央级国企的管理办法,可能会慢慢被复制到地方性、竞争性的创业型国企身上。而此时,正是这些著名的“20年公司”(它们基本都有20年左右历史)规划第三个10年,正是它们代表中国“走出去”全面获取全球竞争地位的关键时刻。

  一个中国式的商业难题,在不适当的时刻以不适当的方式摆在了企业、企业家和公众面前。不管有多大变数,应该相信务实而中庸的中国智慧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