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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师观点: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仍然漫长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企业培训师观点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堪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事件之一。尽管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但直到今天,这场变革以及它的历史影响仍未尘埃落定,改革尚未完成,改革之路仍然漫长。

  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做过几个城市的国企改革调查,如太原、长沙、海城、漯河、合肥、肥城、台州、温州、沧州等。回顾这些报道,我对这场改革的看法同那时一样,认为这是中国整个改革事业无法跨越的一道坎,是非过不可的。一般性的经济理论,改革的理论逻辑,以及我们置身其间的经济现实,都提出了国企改革是必须要进行的。自那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已经证明,这场改革在总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可以说,没有这场改革,就没有中国目前的成就。

  企业史研究中的钱德勒学派的一位学者在研究日本战后兴起时写道:“产生日本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能够在创造这一奇迹的几百家公司的发展史中找到。”这位学者还说,如果说日本经济奇迹有什么窍门的话,那就是在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长达40多年内,“丝毫没有减弱的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伴随并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恢弘场景,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以及作为市场化题中应有之义的国企改革。中国最近这30年,或者说最近这18年(1991年-2009年)有什么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独特的,那当数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企业和企业家构筑起了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同时,作为一个旁观者,最近几年来,我对这场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反思。记得在中共十五大前夕,在评论舆论形势时,我曾经写道,“可以,可以,也可以”。秦晖教授在研究中国变革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这句话,将它作为那个时期舆论的一个标本。我还作过海城国企改制的调查,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以卖为主”。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响了一时舆论的报道及蕴涵其中的观点,确有反思的必要。实际上,即使在当时,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国企改革中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如果我的报道能够更为全面一些,将所谓的负面做法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来以形成公众的监督,或许借改革中饱私囊的情况会更少一些,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议会更少一些,国企改革的路子会更顺利一些。虽然以我微不足道的力量,不可能纠正改制中的某些错误,但至少回顾起来,会少些遗憾。

  最近,在江西采访国企改革,形成了一点粗浅的印象。对江西正在推进的改革的观感,使我有机会重新梳理对于国企改制的观察和思考。这里,谈几个看法。

  第一点,改革的时机选择十分重要。对一项特定的工作而言,并不是任何时间点都合适,时机有时转瞬即逝。国企改革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与十五大前后出现的“思想解放”的舆论形势直接相关。从中央企业到地方企业,改革的热情高涨,有利的时机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同时,抓住时机,敢于决断,对于改革推进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当机会窗口打开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去抓这个机会,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如果大家都觉得改制是烫手山芋而拒绝接手,将会坐失机会。

  第二点,国企改革不能单独进行,它应当是经济战略全局中的一部分。国企改革不能脱离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只有在民营经济活跃起来之后,国企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缺乏深厚企业家资源的地方,企业权力与市场力量过度地向着前者倾斜的地方,国企改革就不会很顺利地进行。比如河南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城市,企业改制就成为腐败的温床,连续几任主要领导都出了事,其中一位携巨款外逃了。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在其他约束给定的情况下,都与民营经济发育程度较低有关。因此,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展开,需要一种舆论氛围,即在全社会倡导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点,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不再是白纸一张,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也形成了若干所谓的模式。对于这些模式,我们不能迷信。因为这些所谓的模式,都不过是根据自己本地的实际、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提出来的。时过境迁,这些模式即使在本地也已经不再被提及,所以需要结合本地实际,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独立地进行探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改革探索都毫无价值。恰恰相反,这些经验非常重要,后发地区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做法,这样可以少走弯路,从而使改革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根据笔者观察,我国的国企改革在抽象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若干最基本的共识,概括起来,有如下四项。

  1.过程民主原则。以往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过程不民主,信息不公开,决策不透明。国企职工虽然并不是企业完整意义上的主人,但是作为企业职工,他们拥有一系列权利,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对企业的全面依赖关系。但在以往一些地方的改制中,存在着由企业做主将企业卖掉的情况,故意隐瞒企业的经营情况。国企改革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在改制中,需要充分尊重职工的权利。改革方案不能秘而不宣,而是要经过广泛的讨论,可以慢一些,但不能在程序上不公正。

  2.利益均衡原则。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在改革中需要权衡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不能以损害某一方为代价谋求另一方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改制中涉及到企业利益、企业职工利益、企业经营者利益、引入投资者的利益等,在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中,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何平衡,就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挑战。同时,改制过程也是新企业诞生的过程。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出在要不要改,是不是利益受损了,而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受损的程度如何,这集中体现在新企业的股权结构中。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一般职工、中层干部、高管及主要经营者之间保持适度利益差序。即使是控股或占大股的股权结构下,也要考虑保持适度的差序,不能搞一风吹。

  3.渐进退出原则。国企改革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防止出现人们利益和心理的断裂,在改制过程中要予以高度重视。在改制企业中,保留适量的国有股份,并且渐进地退出这些股份,对于职工心理的稳定是有利的。

  4.依法改制原则。以往改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或者虽有相关法律,但是为了尽快改制而采取变通办法。目前,这些问题应当说已经得到克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因此在改制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法律,用法治精神指导改制。

  上述四项原则是笔者接触了一些地方国企改革探索后的一得之见,未必全面,也未必准确,但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改制就会顺利一些,所引起的震荡就会减弱一些。

  国企改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公共工程。看起来主要是转型为现代公司,因此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究其实质,改制是一个政治过程。它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广泛的政治动员、细致的政治组织和稳妥的政治安排。作为改制的主持者,企业对于改制成败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任何一家企业的改制,都是对企业执政能力的检验。在江西考察采访时,苏荣书记的一句话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国企改制中,“人民企业不能算计人民”。这就是说,在国企改制中,企业自身的利益应当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企业应当执政为民,执政为公。具体到国企改制,作为主导者的企业,应当做到公正。以往改制失败的教训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入了不合适的新投资者;或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被“忽悠了”;或者因为有内幕交易,公众利益被出卖了。在国企改制中,这一条最关键,改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如果这一条成功,前面的过程存在一些问题,都可以弥补,如果这一条不成功,前面的过程再完美,也免不了出现问题。所以说,为了确保引入合适的或正确的新投资者,必须杜绝私相授受,应当主动公开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个别人拿公众利益交换个人好处。

  从全国情况来看,国企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目前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已经经过了一次改革、二次改革甚至多次改革。经过了这些改革之后,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具有了独立市场主体的意识和资格,并逐渐适应了市场环境,职业化的职业经理人也成长起来了,国有资本的身份加上市场化的手段,甚至使民营企业家重新获得了某种优越性。各地兴起的对央企的渴望,就是这种优越性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企的再扩张,如果发展成了“国进民退”,那就是正在酝酿新的弊端。国企扩张如果不能伴之以就业的扩大,如果形成了对民企的挤出,那么,迟早会启动新的国企改革。孤立的几家大型国企,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支柱,中国的国企改制史告诉我们,如果缺乏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国企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在广袤的平原上,只有几棵大树,剩下的只是小草,面对这样的风景,恐怕很少有人将之称作森林。企业要成长,经济要发展,需要有竞争。企业要成为大企业,需要有激烈的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改革之路仍然漫长,因此,仍应呼唤改革。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