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欧洲驾车旅行，满眼望去，都是记录在城市轮廓间的斑驳历史。今年夏天，我曾驾车穿越欧洲。透过幢幢建筑物，可以看到，数世纪以来权力中心的转移。权力中心始于古老的城堡（现在已经变成博物馆和酒店），在这些建筑物之下，城市中心耸立着人民议会宫；旁边屹立的是大公司的办公大楼，而这里，才是当今社会真正的权力中心所在。
这些办公大楼本身也充满悖论：虽然外面满是玻璃门窗，但全然看不见里面。基本上，纹刻在大楼门槛和屋顶的公司名字，是一些不能传达任何意思的字眼或缩写字母。在大多数路人看来，这些公司不为人知，经营者不为人知，而委任这些代理人的投资者也不为人知。这些民主社会的经济引擎高度集权化，就像孤立存在于民主社会中的君主专制国或飞地（一种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个国家境内有一块主权属于他国的领土）。难怪，这一观点日益盛行：大公司的权力不受大众控制，它们完全无视外界社会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商业组织能够有如此强大的权力呢？原因在于，19世纪的两大好理论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坏结果。当时，英国法律认可了这两大理论，而后它们在全世界迅速复制开来。其中，一大理论是股份公司，另外一大理论是有限责任。这两大社会理论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创新和增长，但同时也把我们带入危险境地。股份公司把公司理论上的所有者和实际上的管理者有效割裂开来。这样，公司股东更像比赛中的赌球者，他们手上的股份则像赌博下注单一样。对于公司，他们既不像教练员，也不像老板。有限责任制的结果则是，公司管理者获得赌博牌照，个人却无须承担任何代价。
为了校正这些弊端，20世纪70年代，两位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姆·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在一本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杂志上提出了另外一大理论。在他们看来，公司管理者实际上是股东聘请来为他们工作的代理人。为了强化该理论，他们进一步建议，管理者的薪酬应该与股东回报相联系。很快，管理者发现了蕴含在这一理论下的机会，股票期权以及与股价绑定的红利先后成为他们的薪酬选择；自然而然地，他们根据自身利益操纵股价，而这样做的后果，通常是损害了公司的长期利益。因此，又一个好的理论，却导致了出乎意料的坏结果：随着管理者的收入急剧上升，股东的收益却普遍下降。
对于所有这些理论，人们都忘记了（或者从未意识到），股东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拥有的，只是公司的股票。他们的权力仅限于：在公司破产时，得到一些剩余资产；对于公司在年会上的决议，以及对于董事长的任命，拥有表决权。至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在法律上，公司就是独立的法人，其董事对于整个公司有着信托责任，即他们对于公司员工、客户以及投资者都有信托责任。
也许下一个好的理论应该是，要求董事长遵守法律，并把公司的长期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他们自己以及股东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他们或许会发现，上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反而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因此（并非意料之外地），多年之后，我们会发现，对于路人来说，这些大公司再也不会模糊不清、不为人知了。
查尔斯·汉迪 《哈佛商业评论》长期撰稿人，著作多大10余本，包括《非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