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1697年，彼得大帝造访阿姆斯特丹，眼前的一切让他眼花缭乱。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海上实力最强的城市，也是全球贸易中心，它代表了当时西方科技、教育以及艺术的最高水准。对比繁华并充满国际气息的阿姆斯特丹，首都莫斯科的落寞与排外，让彼得大帝感到难以承受。他决心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阿姆斯特丹。于是，圣彼得堡诞生了。
正如丹尼尔·布鲁克（Daniel Brook）在《未来城市的历史》（A History of Future Cities）一书中写道，圣彼得堡是俄国沙皇决心打造现代化（或西方化）帝国所下的赌注。他亲力亲为，指导建筑上的每一个细节：他从瑞士、德国引进建筑师，从英格兰、德国以及意大利请来工程师；他建立了俄国第一所非宗教的、男女合校的大学，以及世界上第一所公共博物馆；他让俄国百姓接受报纸、沙龙和器乐音乐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圣彼得堡成为了欧洲精美城市的典范，也成为彼得大帝卓越远见和过人胆识的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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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认为，彼得大帝的功绩，诠释了城市就是“钢筋混凝土的隐喻”这一说法。该观点颇为令人信服。圣彼得堡和其他三个在布鲁克书中所描绘的城市上海、孟买和迪拜一样，都被认为是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彼得大帝引入了来自异域的生活态度、方式以及行为习惯，藉此构建帝国的未来。
然而，建立城市的愿景如此不堪一击。它的实现越是依赖领袖（或是殖民国家）的意愿和权力，就越有可能被颠覆。基于某些理念所建立的城市，可能突然间，甚至猛然就转而彻底代表另一种理念。例如，圣彼得堡、上海以及孟买，后来都背离了西方的理念。
城市可能就是隐喻，但这些隐喻都是易变的。那是因为城市都是生命有机体，其形与神来自在其中生活及工作的人们，他们对抗着自上而下的规划。想想城市保护理论家简·雅各布森（Jane Jacobs）所蔑视的那些城区改造失败的试验——试图将建筑物强加于并不愿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城市的成功无法被规划或者确保一成不变，其没落的速度可以和兴盛一样快。
看看底特律的例子。它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无数次，最近的两次出现在查理·勒达夫（Charlie LeDuff）的新书《底特律：一份美国城市的死亡报告》（Detroit: An American Autopsy）以及马克·比内利（Mark Binelli）的《底特律：美国大都市的重生》（Detroit City Is the Place to Be: The Afterlife of an American Metropoli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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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很难再忆当初，但这座汽车之城确实因某一缘由而建，那就是“美国梦”。1920年，底特律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到了上世纪50年代，它成为美国人均最富有的城市。正如勒达夫所提到的：“许多现代名词都在这里诞生，例如大规模生产、汽车、水泥路、冰箱、冷冻青豆、高薪蓝领工作、居者有其屋及大规模信贷消费。美国式生活就源自这里。”在底特律，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成功，这座城市让资本主义民主化。
后来，我们都清楚底特律发生了什么，它的故事常常被用来警示后人。这座城市如今已成废墟，在各个方面都被自身的成功所击溃。高薪工作使得数以千计的工人有能力购买汽车，并搬至郊区，白领阶层也纷纷搬离。而为了寻求更低的成本，生意人同样选择了逃离。恶性漩涡仍在继续：曾经象征20世纪美国工业霸主地位的底特律，如今在失业、贫穷、资不抵债、无知、暴力犯罪等负面指标上高居美国各大城市排名榜首。“它曾是带领我们前进的先锋队，”勒达夫说，“如今，却是引导我们堕落的先锋队。”
其实，底特律本无须成为美国堕落的隐喻。这座城市的衰败和软弱无能、腐败频发的领导层一样，本不是必然的结果。例如，对比内利来说，他就看到了希望。“后工业化的底特律，正好可以成为无国籍生活状态的实验品，让权力向草根阶层转移，”他写道。确实，这解释了帮派和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兴起，也为那些日益增多的田园艺术家、企业家，甚至城市农民——那些将活力带回底特律的人们铺平了道路。
持乐观看法的并非只有比内利一人。越来越多的主流专家也认为，在21世纪，城市面貌将日渐好转。《财富》杂志编辑利·加拉格尔（Leigh Gallagher）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郊区的终结：美国梦将向何方》（The End of the Suburbs: Where the American Dream Is Moving）中认为，如今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例如，核心家庭的数量在下降）有助于城市的复兴。与此同时，都市学者艾伦·埃伦霍尔特（Alan Ehrenhalt）在其撰写的《大逆转与美国城市的未来》（The Great Inver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ity）一书中，追溯了几个特定城市中心（芝加哥、费城、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和休斯顿）的复兴。在这些城市，富人正搬入城市的中心，而穷人及新来者则在郊区定居——这种模式显然并不陌生。“芝加哥越来越像是传统的欧洲城市——19世纪的维也纳或是巴黎。或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是今日之巴黎，”埃伦霍尔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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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正如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对迪拜的形容，“就是一块可以在上面书写新身份的最大白板”。这意味着，每个城市都有能力像圣彼得堡、上海以及孟买那样重塑自身。但是，决定城市从某一个十年（或世纪）到下一个十年（或世纪）的象征寓意的并非是沙皇、殖民最高统治者，或是其他某位领袖，而是不断朝此涌来的人们。他们纷至沓来，只为一个目标：寻找机会，创造属于个人和集体的未来。(方颖/译 邓勇兵/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