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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拉加德:努力激发新创意

吉宁博士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2011年,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替身陷性丑闻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出任IMF总裁。现年57岁的拉加德是杰出的法国政治家,她是贝克·麦坚时(Baker & McKenzie)国际律师事务所的首位女性主席。执掌IMF之后,她一直试图在应对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同时,改变IMF的组织文化。今年夏天在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缉殷阿笛对话时,拉加德谈及领导力、女性管理者以及如何在复杂组织内部促进变革等话题。

HBR:你在政府、私企和大型国际组织里都担任过要职。这些年来,你都学到了什么?

拉加德:我讨厌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总结一些普适的经验教训,因为我觉得,每个领导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和经验。所以让我谈经验无异于多此一举。不过,我想,要是我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就无法成为高效的管理者。

HBR:在你看来,如何才能成为高效领导者?

拉加德:首先,你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信心,你要接纳组织及其战略并融入其中。其次,你必须倾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你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中。最后,你必须关心员工,确保能听到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并理解其立场,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团队的一份子,并提高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

HBR:做到这三点是否需要特殊技巧?

拉加德:首先是充沛的精力,这样才能在清晨起床后,规划好当天的重要工作。同时,在同事、工作伙伴及下属面前处理问题时,你一定要信心十足。

女性与领导力

HBR:为什么女性领导者依然罕见?

拉加德:升至高位需要花很长时间。这就要求女性更加投入地工作,另外有相当多的女性对晋升高位并不感兴趣。我不会比较哪种职业路径更有价值,也不认为女性追求事业就比留在家里更有价值。但我希望确保女性对此拥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HBR:有人认为,职场女性不够积极进取。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拉加德:在我看来,女性主管往往不太会替自己争取更多的薪酬或奖金,而男性主管则会主动强调,他们应获得更高的收入。我觉得,这正是一些女性没能“向前一步”的一大实例。

HBR:但可以确定的是,问题根源并不只在于女性本身。要想确保更多女性升至高位,组织该做些什么?

拉加德:他们应该重视男女主管的人数比例,无论你管它叫目标、配额还是宗旨。绩效考核有助于消除这些障碍和偏见,并确保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职业选择。

201311-拉加德

HBR:“男性”和“女性”领导力是否有差别?

拉加德:研究显示,女性领导者具备某些独有的性格特质,比如善于倾听,愿意达成共识,并对风险保持警觉。正是基于这些特征,我才认为女性将是危机时期的优秀领导者。

HBR:有人说,危机时期,女性常常被提拔至高位。你也是在IMF身陷两大危机时入主该机构的。当时你的前任身陷丑闻,全球经济也困难重重。让女性面对这些挑战是否不太公平?

拉加德:我倒觉得这是机遇。非常糟糕的形势恰恰是展现自我的好时机。并且也没有太多对手跟你竞争职位,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搞砸。

HBR:所以你认为,从根本上讲,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成为领导者?

拉加德:在危机时期,是的。我最爱举的例子是冰岛。冰岛的经济一度大幅衰落。后来,谁当选了总理?一个女人。谁被派去重整局势,挽救身陷金融危机的银行?女人们。惟一躲过这场危机的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也是一名女性。

HBR:大型机构依然存在性别歧视吗?

拉加德:这么说吧,在我领导贝克·麦坚时的时候,在选举新合伙人时,为了支持充满抱负的年轻女性,我会要求现有合伙人表达正面偏好,因为在男性主导的工作场合,反对女性担任领导者的性别歧视依旧存在,蔓延四处,只是可能不易察觉。

HBR:当觉察到,有人因为你“只是”个女人而轻视你时,你作何回应?

拉加德:我会说,“去你的!”

HBR:管用吗?

拉加德:偶尔。当读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传记时,我惊讶地发现她似乎会用俚语爆……

HBR:粗口?

拉加德:对,粗口。我很诧异,她为什么这么做。我在父母的正统教育下长大,从小就被教育不要说脏话。但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说脏话偶尔有助于表达立场。你可以表现优雅,精心打扮,始终保持微笑。但为了表明你不想再听到废话,偶尔你需要说“去你的”。

HBR:“去你的”还不算太粗俗。

拉加德:是的,但就我平时的说话方式,这已经不同寻常了。

做强IMF

HBR:当初入主IMF时,你认为它的组织文化需要作出改变吗?

拉加德:IMF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多元化、国际化,员工互尊互敬,并且决策前会进行协商。我想世界上没有几个地方能像这里,每平方米能有这么多的博士。但它有时也很僵化。如果你不改变它的文化,它可能会变得乏善可陈。因此,是的,我在尝试促进变革。

HBR:我知道,你曾是法国花样游泳国家队队员。有时你是否希望IMF能像花样游泳一样精准运作,讲求团队合作?

拉加德:是的,但没有音乐,所以要做到恐怕很难。

HBR:IMF总裁到底在做些什么?和我们一样,回复电邮、参加折磨人的会议吗?

拉加德:我要参加大量的会议。我很难像你一样,将所有的会议分类,尽管有些会议确实冗长得要命。我有一半的时间要拜访成员国,这一点很重要。余下的一半时间,我会待在华盛顿总部。出国时,我会拜访成员国的财长、央行行长、总理和总统等,从而了解他们所面临的经济难题,和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我也常会见一些商界、学界和NGO的女性团体。在我外出时,一支强大的团队会在总部代理我的工作,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HBR:你在总部都做些什么?

拉加德:留在总部时,我会拿出大量时间将不同部门的主管聚到一起。让他们齐聚一堂,探讨各部门并未达成共识的某些话题,这有利于他们当场各抒己见,彼此交锋。我也会在董事会议上花费大量时间,话题囊括了日本经济、IMF对希腊的援助,以及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等诸多方面。

HBR:IMF有没有什么创新让你感到很骄傲?

拉加德:很多。我们采用了一个新的工作框架。在此框架下,包括高管在内的所有成员每年都会讨论他们的工作目标,并负责落实。完成目标的人会相应获得一定的奖励。我们希望以此来鼓励员工及其团队挑战自我,思考他们的工作方式。

HBR:你重新定义了总裁的职责?

拉加德:我尝试促进变革,把人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我也试图在组织内部扩大交际范围,并将管理落到实处。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常常突访某个部门。此举让员工很惊讶,他们没想到,总裁会到他们的办公室来。

HBR:外界该如何评判IMF成功与否?

拉加德:今年,我们募集了4610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IMF。提供资金的国家中不包括美国。美国没掏一分钱。我觉得,我们的“钱包”需要进一步扩大,因为如果未来经济形势恶化,我们需要向外界表明,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除美国以外的所有成员国向IMF提供双边贷款说明,它们对我们的计划和做法有信心。这是其一。

其次,IMF不仅涉及管理,还涉及成员国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反映出世界的构成以及成员国对全球经济所做的贡献,我们还需关注如何改革治理结构,如何进行配额改革等。这些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还没有完成。第三,我也很看重IMF的离职率。更为重要的是,我也很重视IMF吸引人才的能力。我们是年轻人愿意选择的就业之地吗?当经济系学生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或哈佛大学毕业后,他们愿意到IMF工作吗?所以,在我看来,资金、治理结构和人才是检验IMF成功与否的三个标准。

HBR:全球经济表现也在IMF的资产负债表上吗?

拉加德:是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一直在关注国际经济形势,进而为一些国家提供指导甚至贷款。在提供贷款时,我们会说:“你必须满足这些条件,如果违反了协议,我们将不再提供后续款项。”我认为,我们正在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做法,并且行之有效,只是需要时间让外界认可。

HBR:但多年以来,IMF一直饱受诟病。

拉加德:10年前,因为贷款条件极端苛刻而招致许多国家的怨恨,我们在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声誉扫地。但如今,当我造访这些国家,与当地官员对话时,他们会说:“确实非常艰难,但幸好IMF坚持了这些条件,我们现在挺过来了。我们已经整顿了银行系统,调整了经济结构,并制定了更合理的财政政策。”我们传递真相和推进艰难变革,所以常常招致怨恨。

HBR:IMF为成员国改革开的“药方”反映的是你们经济学家的正统观点。他们的理论依据是?

拉加德: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想说?

HBR:举个例子而已。

拉加德:事实如此。

HBR:多年来,这些正统观点有多大程度的改变?通过不断演变,IMF是否变得更灵活?

拉加德:我们在变得更好。过去,我们主要关注财政政策,如今也很看重货币政策。我们关注经济结构改革,并试着留意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真正实惠,特别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我们同样重视社保体系、养老金项目等。我们所设定的条件并非事无巨细。因此,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微管理。我们会给贷款国更大的弹性空间,自行决定如何整顿财政、开放市场以及消除市场障碍。

HBR:1998年,你的前任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站在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的身旁,目睹他签署了与IMF的协议。两人当时签约的照片广为流传,备受争议。

拉加德:是的。这事很不幸。米歇尔其实是个很棒的人,他是IMF历史上的一位卓越领导者,曾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IMF成员国的工作中。

HBR:IMF当时的声誉达到低点。

拉加德:这充分显示了照片的威力。

动荡的全球经济

HBR:美国当前的状况是,很多公司运转良好,但就业情况却不容乐观。我们该如何一边促进发展,一边增加就业?

拉加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外界一直都有一种担忧,担心我们正在经历“机器人式”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增长,但就业形势疲软。

HBR:IMF能做些什么吗?比如,鼓励私人银行向企业放贷?

拉加德:我们可以倡导,可以劝告,可以把这些内容都写进我们的报告里。我们也可以指出经济发展的瓶颈何在,以及货币传导机制未能正常运作的原因所在。但我们无法实施具体措施。这取决于成员国的央行、政府和监管者。

HBR:你认为,美国该采取哪些措施重拾竞争力?

拉加德:我认为,竞争力是通过产品定价和质量体现的,是技术、发明和品牌恰当搭配的综合体。要想重拾竞争力,美国就要继续创新,这也是长久以来美国竞争力的源泉。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放弃教育,不要放弃发展科学,因为这正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来源。

HBR:中国经济可能要陷入困境,你对此担忧吗?

拉加德: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以及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下,它是否能将百姓有效地凝聚起来。它的信贷增长也令人担忧,中国能管好影子银行吗?它能控制住腐败状况吗?不过,过去20年,我一直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其领导者的调适能力令人惊讶。

HBR:为修复资本主义体系,全球领导者是否需要行动起来?比如,降低对短期成果的关注?

拉加德:是的。资本主义总是随着一次次危机的发生而演变。政府也是如此。如果下届选举是两年后,还有谁会关心中期目标?这是个大问题。

HBR:在任期内,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解决的棘手难题?

拉加德:我希望看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决策制定者能够更加同步、通力合作。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从本国的视角中抽离出来,长期关注更大的话题,一切就完美了。

HBR:各国政策要像花样游泳那样通力协作?

拉加德:没错。

HBR:你的任期将于2016年结束。拉加德女士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拉加德:会在家看孙子,或干点别的事。我也不知道。

HBR:你觉得,你会连任一届吗?

拉加德:这取决于成员国的意愿。(译/万艳 校/方颖)

About 吉宁博士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