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马克·纽森起初在其祖国澳大利亚学习的是珠宝设计，然而如今他的作品已涉及多个领域。他为一些世界知名大公司设计产品，譬如澳洲航空公司Qantas空客A380飞机的内景设计、丽娃（Riva）游艇，还有Dom Perignon香槟的酒瓶。他是个漂泊的人，如今在苹果公司做兼职工作，他的朋友乔尼·艾夫（JonyIve）会成为他的顶头上司。
HBR：您是如何进入与大企业合作这一领域的？
纽森：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常有人问我突破口在哪里，坦诚地说，于我而言并不存在突破口，只有循序渐进的每一小步。我是一步一步努力摸索的。我心里清楚，如果想要成为设计师而不是手艺匠人，我就需要这些大客户。当然，这是“第22条军规”（意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条件或规定，将人引向进退维谷的困境——译者注），这种企业大客户一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除非你有过与公司企业合作的经验。而讽刺的是，企业作为客户想来是最难应付的，因为跟你共事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家公司。换句话说，如果你与个人合作，可能过段时间就联系不到他们了，你能依赖的只有对方的诚信。与大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我跟CEO有私交，可以直接找他。
现在很多公司在讨论“设计驱动”的价值，但这一理念很难实现。从您的经验来说，公司要怎样才能实现“设计驱动”？
还是需要公司里有一个人，比如CEO，坚持追求设计主导。要有眼光长远的人去提倡这个理念。最广为人知的典范大概就是苹果公司，能有那样的同步性、让所有产品保持同步发展，实属罕见。“设计驱动”无法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消费者调研来实现，而且往往有悖常理。有些人对设计不甚理解，抑或心存怀疑，设计师要向这样的人们提出他们自己可能想不到的解决方案。
如果公司里有人质疑您的作品，您会如何回应？
要看提出质疑的是什么人。如果有人给我一项任务，让我解决问题，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往往难以窥得问题之全貌，所以很难来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讲，找我来解决问题，就相当于把整件事托付给我。
谈谈您的创作过程吧。创意构思耗时耗力，您是怎样腾出时间进行这一步的？
这真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现在我手头的项目比以前多，还在运营一家小公司，用于创作的时间就比以前少。不过我现在可能也比以前效率更高，解决问题需要的时间少了。现在的工作方式与10年前相比大为不同。怎样腾出时间？就是闭门不出，排除电子邮件和一切争议问题的干扰。要学会把那些干扰因素排除在外。我的工作室里有85%的产品是我亲自设计的，因为在这份工作中我喜欢的正是设计。
我原本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比方说组建一个大的建筑公司，招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让整个公司来做这些工作。可是这种公司的负责人多半并不亲自做设计。现在我的小团队里面都是技师，帮助我完成作品。听上去很自私，但我的工作并不是培养年轻一代的设计师，而是创造出一种环境，让自己身处其中可以有能力做出产品。客户最终想要的是产品。之前我试过让其他设计师来做，但客户还是希望委托给我，我的作品也标志着我的一种工作风格。这样确实有点儿像是断了自己后路，但设计工作就是这样的。
您可以使用现代技术，但却仍然坚持手工制作，这是为什么？
跟我的出身背景和家族传统有关，此外还有，我觉得人和物件之间要有实质的联系，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我也像现在的所有设计师一样用电脑工作，不同之处在于，我学过手工制作，也亲手做东西，这门手艺放在今天大概被认为是过时了。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可以激发创意。如果电脑上的3D模型能够完全变成现实，没有任何局限，那就开启了过多的可能性。许多作品的灵感都源自这种利用手头可用的资源在某一特定阶段做出某种特定成果的能力。
您出生在悉尼，后来在东京、伦敦和巴黎都生活过。您从旅途中学到了什么？
我想，漂泊的人是天生如此。有的人乐于体验旅途，有的人则完全不感兴趣。我在旅行中长大，所以热爱旅行。身属不同文化族群的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各自不同，这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我的感触非常深刻，看得越多就越觉得设计是跨越国界、没有边界的创意职业。设计与音乐和电影不同，在手法、造型和形式等各个方面都没有地域特殊性。我无法想象，如何能够仅仅针对某一个地区做设计。许多所谓的特性其实都是因为隔绝造成的。
您是怎样跟乔尼·艾夫合作的？
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没觉得是在工作，只是像平时一样促膝长谈。我们坐着聊天，说说大概的构想。我们跟得上对方的思路，而且驱使我们的动力有一大部分来自不满。用“愤怒”这个词可能过头了，但如果我们对一切都很满意的话，就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其实不必有多么长远的眼光就能认识到，一件东西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没有做到那么好是因为之前都没有人考虑到，或者眼高手低，考虑过了却还是做得很糟糕。
您的早期设计作品“洛克希德休闲椅”至今仍为人称道。此事是否让您困扰？
感觉像上辈子的事了。我看着那件作品，就像看着一个暌违许久的孩子。（蒋荟蓉/译 安健/校 时青靖/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