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机器似乎能够胜任人类的任何工作，就连汽车现在都可以自动驾驶了，这一切对商业和就业意义何在？人类还有工作可做吗？除了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机器会不会连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都能包揽？如果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工作，将由谁来做决定？随着技术引发商业变革，公司、行业和经济正面临这一系列问题。
技术进步让世界变得美好，但新挑战也随之而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教职人员艾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McAfee）花费数年研究了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新作《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技术时代的工作、进步与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Brilliant Technologies）颇为乐观地描述了高科技未来。自2014年该书出版以来，这两位学者一直在研究一个令他们倍感惊讶的问题：为何数字创新造成了美国人均工资停滞不前，并使得很多中等水平的工作消失。
本采访中，《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艾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编辑总监阿南德·拉曼（AnandRaman）与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讨论了为何数字技术能加快经济增长，却无法使人人公平获益——正如最新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也认为，尽管技术发展的步伐令人振奋，但商业活力却有所衰减。他们也担忧，政策上就此应对不足。他们的结论是，尽管没人能预知未来，但处理新技术造成的经济下行问题已刻不容缓。
HBR: 你们的近作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进步，但不久前你们也很担忧，因为数字技术相关的问题正迅速浮现。你们在担忧什么？
麦卡菲：首先要说清一点，数字技术之于人类智力，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及相关技术对人类肌肉的解放。数字技术让我们能很快克服多种局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拓很多新领域。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但具体会发生什么尚不能确定。
正如蒸汽机经过了几十年的改良才终于促成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的完善同样也需要时间。计算机和机器人会不断进化，以惊人的速度学习新事物。这正是引发我们思考的原因，我们正处于所谓“第二个机器时代”的黎明时分。
这一时代会更美好，原因很简单。数字技术提高了产量，提供了更多医疗保障、教育、娱乐活动以及其他重要物质产品和服务。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分享这些成果，同时更有效地利用地球资源。
布莱恩约弗森： 但数字化也带来了很多棘手挑战，而且我们应该能意料到这些问题。纵观历史，积极的经济发展总会伴有副作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污染、疾病以及对童工的剥削也随之而来。
数字化带来了新的颠覆形式。这部分反映出，随着电脑的威力越来越大，公司对某些工种的需求减少了。随着技术进步加快，一些人，甚至很多人，都将被甩在后面。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前途很光明。拥有特定技术或教育背景的工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美好时代。他们能创造并获取价值。但对于拥有普通技能的工人而言，情况则不那么乐观。计算机和机器人正以惊人速度学习很多基础技能。
麦卡菲：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能保证，随着技术进步、蛋糕做大，人人都能利益均沾。数字技术能以极低成本复制有价值的思想、流程和创新成果，为社会和创新者都带来了财富，但减小了对某些工种的需求。
颠覆繁荣周期
HBR：数据显示，生产力在提高，但很多美国人的收入却不增反减，怎么解释这点？
布莱恩约弗森： 让我们看看衡量经济健康的4个关键指标——人均GDP、劳动生产力、工作数量和家庭中位收入。当我们研究美国这4个指标数据时，结果令人深思：二战后的30多年里，4个数字几乎以一致步调稳定增长。换言之，工作数量和收入增长的步调与产量及生产力增长一致。美国工人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获取了相应比例的价值。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位收入增长发生了变化。过去15年里中位收入呈负增长。考虑到通胀因素，并将家庭规模发生的变化计算在内，与1998年中位收入美国家庭相比，今天中位收入的美国家庭挣得更少了。21世纪的前十年里，私营部门的工作数量增长减慢，原因不仅仅是2008年的经济衰退。即便如此，经济增长依旧。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 “大脱节（the Great Decoupling）”。这一繁荣周期呈现出的两大相反趋势：一方面是GDP和生产率增长所反映出的经济成果，另一方面是普通工人就业前景黯淡，薪资增长停滞。（见图表“开始落后”）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尽管机器完成了更多工作，人口在近200年时间内迅速增长，但从工人平均工资平稳上升就能看出：人工成本实际增加了。这些现象都支持了技术使所有人获益的观点。但这一成果并非必然，而有赖于技术的性质，以及个人、组织和政策调整。我们正面临极大挑战。
大脱节是否只在美国发生？
布莱恩约弗森：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类似趋势。比如瑞典、芬兰和德国，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内越来越大，只不过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越来越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空洞，说明了造成“大脱节”的原因并非只有社会契约变革。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以及如何对待民众等问题上，德国、瑞典和美国的观点都不尽相同。我们的意思不是说社会选择或是全球化不起作用，但似乎影响到所有国家的是同一种潜在力量。我们认为，这种力量就是技术。
麦卡菲：衡量工人前景的一大标准是，每年工资占GDP的百分比。美国工资占GDP的比例在几十年间都很稳定，但从2000年开始急剧下降(见图表“利润提高，工资缩水”)。同时，在大萧条之前，公司利润上升迅速，大萧条之后也以惊人速度回升；现在公司利润升至二战以来最高点。
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前景也趋于黯淡。最近卢卡斯·卡拉巴布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和布伦特·尼曼（BrentNeiman）一项对59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工资占GDP的比例在其中42个国家都下降了，包括中国、墨西哥和印度。研究者得出结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工厂、机器和设备的价格降低，公司把对工人的投资转移到了资本上。
布莱恩约弗森：过去30年间，随着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市场，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我们在麻省理工的同事大卫·奥托（David Autor）和他的共同研究者大卫·多恩（DavidDorn）、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估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四成，是来自中国的竞争造成的。但由于自动化，美国和中国的工人的效率都提高了。
HBR：并非所有工种都在消失，对不对？为什么有些工种受到的影响比起他工种要大？
麦卡菲：工资处理、库存管理软件、工厂自动化、计算机控制机器中心以及调度工具等技术已经取代了车间里的工人、文员以及普通信息加工工人。相比之下，大数据、分析以及高速通讯系统增加了工程、创意和设计人员的产出，也让他们变得更有价值。最终结果是，对技术水平较低信息工作者的需求降低，而对技术水平较高信息工作者的需求提高。
布莱恩约弗森：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记录了这一趋势，比如奥托（Autor）、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弗兰克·莱维（FrankLevy）、理查德·莫尔南（RichardMurnane）和达伦·阿西莫格鲁（ DaronAcemolu）等。我在和蒂姆·布雷斯纳汉（TimBresnahan）、洛林·希特（Lorin Hitt）及其他人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也提到了这点。经济学家们将之称为“偏技能技术变革”，顾名思义，这一变革有利于教育程度更高、接受过更多培训或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群。奥托和阿西莫格鲁在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也强调了偏技能技术变革造成的影响。1973年之前，美国所有工人的工资都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提高让所有人收入增加，无论他们教育程度如何。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萧条逆转了这一人人受益的趋势。
此后差距日益增大。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大学文凭的人群工资再次上升。同时，大多没有大学文凭工人的就业情况则不那么乐观，他们的工资停止增长。而高中辍学的人群工资则普遍下降。这说明个人电脑革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可能并非巧合。
如果考虑到1960到1980年间大学录取的人数（75万到150万），情况则变得更加惊人。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本应使得他们的相对工资降低，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工资提高和供应增加的作用下，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增长速度比供应增加速度还快。
与此同时，虽然高中肄业人群的规模缩小了，但适合这一人群的工作数量减小得更快。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缺乏进一步压低了他们的工资，加大了收入差距。
麦卡菲：同时，技术在不断进步。奥托和多恩的另一项研究结论是，从1980到2005年，计算机的普及使用是重塑就业和工资结构的主要力量。该研究还指出，很容易被计算机取代的工作通常属于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空洞是中位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机器时代和第一机器时代的表现完全不同，延续了第一机器时代创造的丰富物质，却没有激发对劳动力的更大需求。
利润提高，工资缩水
赢家和输家
HBR：数字技术是否造就了“赢家通吃”型经济？
布莱恩约弗森：数字技术让你几乎能以零成本进行复制，而且每件复制品都很完美，可以在瞬间传输到全球各地。这些特点并不属于第一机器时代，但它们成为了数字产品的标准，并引发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比如赢者通吃的市场局面。
在很多行业里，尽管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大，但依然大不过最高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收入间的差距。从2002到2007年，1％的人获取了美国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二的收益。
那么“1％”都包括谁？当然他们并不都来自华尔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卡普兰（Steve Kaplan）发现，这1％的人包括企业家、高管、媒体偶像、文体娱乐界人士、法律界人士。如果说这1％都是某些领域的明星人物，那么其中的“超级明星”甚至享有更大幅收入增长。与1％的人占有了美国19％的总收入相比，在 1995年到2007年间，0.01％的人占有的国家收入比例增加了一倍，从3％到6％。在此水平之上更高收入的可靠数据很难获得，但这些证据至少说明，收入差距增大具有不规则的特点，每一小撮超级明星都会发现，还有更小撮的超超级明星收入增长比自己还快。
几大因素造成了上述局面，包括巨头公司给高管开出的天价工资单，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税收减免政策，让高收入人群能积累更多收入。技术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富有的创业家和投资家。我和金惠静（Heekyung Kim）的一项研究发现，更密集利用IT技术的公司给CEO开出的工资更高，可能因为技术放大了他们决策的效果。偏向超级明星的技术变革看来正愈演愈烈。
HBR：对那些怀疑数字技术能否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学家，你想说什么？
布莱恩约弗森：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生产力增长出现了飞跃，我们和他人进行的经济研究认为，信息技术推动了这一增长。但该增长并未持久。21世纪中期，劳动生产力增长放缓到了1996年前的水平，而且至今都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显然2008年的经济衰退是一大原因。毕竟，生产力主要指GDP除以工作时间，所以当GDP骤降，生产力也会下降。
但另外一大难题是，数字技术进步的很多方面都无法通过GDP体现。比如，与传统的印刷版大英百科全书相比，维基百科不收费。这意味着与大英百科全书不同的是，维基百科没有被统计在GDP中，即使维基百科使更多的人获益。
更重要的是，从新技术进步开始，到其收益在统计数字中展现为止，存在着时间差。这恰恰意味着最新的技术突破对生产力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以前我们遇到过类似情况。从1906年到1928年，在电能和内燃机等新技术刚被商业界所接受时，美国的生产力增长位于低水平。接下来的几十年间，随着我们了解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力出现了飞跃。
麦卡菲：我们还没有看到技术突破带来的最新收益是什么。因为像苹果手机之类的产品刚刚问世了8年。5年前自动驾驶的汽车才出现在了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直到最近人工智能系统才展示出自己能胜任不熟悉的任务，比如：在程序员没有输入规则的情况下，将图像分类或玩计算机游戏。去年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宣布，利用IBM的沃森人工智能技术对蛋白质和癌细胞增长进行预测，这些预测结果很多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重大进展，但还没有任何进展独立产生经济效益。它们互相不断结合并与前代技术进行再结合，伴随这些过程，生产力增长率会逐渐攀升。实际上，我们两人都很有信心，数字技术创造的繁荣将超越第一机器时代。
布莱恩约弗森： 第二机器时代能够被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中，人类步步艰难地传授给机器毕生所学，这也是传统软件编程的内容。到了第二阶段，机器将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创造出甚至连人类都无法解释的知识和技能。目前机器已经在语言、纠错、和计算机游戏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学习能力。
中产阶级出现空洞
HBR：是否存在第三阶段？
布莱恩约弗森：有可能。如果机器能够感知情绪和人际互动等人类领先的优势，就可能产生第三阶段。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者正在开发能识别情绪的机器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器人分析面部表情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你我。
随着第二机器时代的推进，还有工作留给人类吗？
麦克菲：有，因为人类在三大领域依然遥遥领先。第一是高级创新能力，带来新商业想法、科学突破以及引人入胜的小说等等。技术只会放大擅长做这些事的人的能力。
第二个领域包括情感、人际关系、同情心、培育能力、传授能力、领导能力等等。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我们十分擅长辨别他人的肢体语言……
布莱恩约弗森： ……和信号，并能接着说完别人的句子。在这些方面，机器远落人后。第三个领域是敏捷和灵活性。你很难让机器人完成以下一系列动作：穿过拥挤的餐厅，清理一张餐桌，把所有餐具带回厨房，把碗碟放在洗碗槽里并保证不会把它们打破。而且做所有事情的同时不会惊吓到餐厅里的顾客。机器人很难把握感知和操控，当然，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实现。机器确实已经开始探索感知和操控领域了。
麦卡菲：中产阶级空洞将继续扩大，高低两端阶级规模将继续扩大。真正有才干的高管、企业家、投资家和小说家等人才将迎来丰收。比如，马友友在未来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机器人取代，但世界上排名第100位的大提琴家以后的薪水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
商业应对
HBR：你们认为，商业将如何应对技术上的迅猛发展？
布莱恩约弗森： 技术继续突飞猛进，但遗憾的是，商业活力却减弱了。企业家应该抓住时机，应用人力寻找新出路。按我们的说法是，人类应与机器齐头并进，而非逆势而动。由于某些原因，商业创造新岗位的势头已不如从前。
麦卡菲：应对挑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懂得顺势而为。然而，我们却发现商业活力降低，劳动力流动性下降。这一趋势大为不妙，让我们可能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手足无措。
布莱恩约弗森： 这种僵化似乎还在蔓延，尽管硅谷依然一片繁华，但美国的平均创业率正在下降。理智上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针对某个流程发问：我怎么能让一台机器完成部分工作？这需要一些创造力，以及一点努力，的确能创造出价值。但如果问题是：我如何能让这台机器和这个人一起工作，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更具市场价值的事物，需要的创造力则多得多。
HBR：什么样的经济环境能使新数字技术发挥到极致？
麦卡菲：有助于创新、新商机形成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为了创造这种环境，我们需要关注5件事：
一是教育。基础和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把人类更擅长的，有价值的实质性技能纳入教学内容，比如创造力、人际交往技巧和解决问题能力。
二是基础设施。在未来，世界级标准的公路、机场和交通网络是未来投资方向和增长基础。
三是创业精神。新公司，尤其是增长迅速的公司，是刺激就业的主要来源。 但多数行业和地区中的新公司数量比30年前减少了。
四是移民。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到美国成家立业，而且有证据清楚表明，移民成立的公司是就业增长引擎。但目前的移民政策局限太多，而且移民政策流程也冗繁而官僚。
五是基础研究。公司往往把重点放在应用研究上，这也意味着政府会在早期初始研究中起作用。从因特网到智能手机，如今很多技术创举，追溯其研发过程，都能发现政府的参与。然而，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呈下滑趋势。自1980年以来，联邦政府的全部研发开支和国防以外的研发开支占GDP比例均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善。
布莱恩约弗森：我们有充分信心，数字技术将给世界带来更多财富和成果，减少世间的辛劳困苦。但这不能保证人人享受的好处均等，因此人们的担忧十分正常。最终结果是共享繁荣还是加大差距，并不取决于技术，而取决于个人、组织和社会作出的选择。如果我们错失机遇，使未来的经济和社会中只有小部分人能享受繁荣，这将是我们的耻辱。
技术进步是非凡的动力，但并非目的地。技术无法建立乌托邦，也不会创造出事与愿违的未来。真正的力量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技术仅仅是我们的工具。（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安健 |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