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堪忧，而且在短期内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沃顿商学院医疗保健管理学教授劳顿·伯恩斯(Lawton R. Burns)最近刚从北京回国，他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Gordon G. Liu）联合讲授了为期四天的课程，主题是中国的医疗体制。总共有20名沃顿商学院学生和20名北大学生参加了这门课程，课题包括医疗质量和可用性，以及城乡医疗之间的差距、医疗服务系统中存在的腐败，医疗培训和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群的需求等。
在中国最基本的医疗问题当中，部分是“宽泛但肤浅的医保分配问题，”伯恩斯说道。在经过最近的改革之后，医保已可覆盖95%的人口，其中大多数人此前从未享受过医保福利，这个情况给医疗服务系统带来了严重压力。因为现在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医保，“大家都想到最近的医院就医，这意味着人们要在每天早上排队等候专家门诊，”伯恩斯说道，他在为期一周的教学过程中走访了若干医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排队挂号，而且排队等候的人并不总是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人们现在期待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没能得到，他们就会怪罪医生，”伯恩斯指出并补充道，曾经发生过患者因对医疗服务不满而对医护人员进行人身攻击的案例。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成本是个问题：为新获医保的人群提供的医疗资金从何而来，无论这群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此前，这个人群哪怕是最基本的医疗需求都未曾得到满足过。“在获得医保的人群日益增多和为这个人群提供资金之间，总是会有一些取舍。这和‘铁三角’有关，”伯恩斯说道，他指的是医疗体制的三大基础：使用、成本和质量。其中的难点在于监管部门试图同时改进所有三个或两个基础设施。“如果你增加使用机会，成本就会随之增加。所以问题是如何对两者进行平衡，”尤其是在新增获保人群的期望不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
更多收入，更多声望
如何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个问题在中国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医生们发现，和城市相比，农村人口在收入、地位和获得医疗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伯恩斯说道，医生自然而然会倾向于大城市医疗机构提供的研发机会、较高收入和更明确的职业发展道路。“医生为什么要从三级城市医院转到农村的一级或二级医院，而且那里的收入更低？医生离开城市就会失去声望和收入。”
事实上，针对城市医院的投资和技术有很多，因而吸引了最优秀的医生和支付最高医疗费用的患者，从而很难对医生进行有意义的重新分配。伯恩斯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通过国内农村医疗服务计划，为医学院的学生提供激励措施，鼓励他们在毕业后的最初两三年去农村锻炼。该计划可以培养来自农村的医学生，因为他们可能更愿意回到农村工作。
中国的老龄化人口给医疗体制带来了另一个挑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日益严重，因为在很多国家，这是同样存在的人口结构转变的问题。据联合国数据统计显示，到2050年，中国近三分之一人口（4.38亿）的年龄将在60岁以上，这是当前1.78亿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
“在中国，真正的老年人群占比为8%-9%，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比例在快速上升，”伯恩斯说道。这经常被称为“4-2-1问题，”该政策意味着，一个子女必须赡养双亲和四位祖父母。与此同时，有组织的长期医疗或家庭医疗体制是缺失的，但需要这类医疗服务的人口数量却在与日俱增。
虽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在这方面，法国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却更为严重，因为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比较有局限性，伯恩斯说道。“在美国，我们控制老龄化问题的办法是，我们吸引移民，让他们工作、纳税并赡养老人，从而保持年龄依赖性比率低于限制较多的国家，”美国的移民率较高，中国的移民率较低，这说明移民出去的人多于移民进来的人。
在中国，另一个“不定时炸弹”是工作时间较长的中年男性往往压力较大，伯恩斯说道。“很多中年男性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其中30%-50%是烟民。所有西方疾病都在中国出现，如今最受欢迎的西式快餐是肯德基，这意味着和美国相比，早期的慢性病将会越来越多。”
需要职业经理人
中国医改受阻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很多中国医院的管理者是政治任命，而不是经过职业训练的经理人，伯恩斯说道，这就会导致严重的业绩和管理问题。国内的医疗教育系统也尚未提供医院管理课程。
此外还有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政府对低成本项目的价格进行管控，然后让它们变得容易获得，”伯恩斯说道，“但是由于这样会损害医院的盈利状况，因此政府让医院对高科技设备收取较高费用，提供较为昂贵的药品、设备和就医流程。”而且最后全部由患者买单。事实上，在中国，医疗开支的50%仍然是需要额外付费的，伯恩斯补充道。最后，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还有回扣问题：例如，医院方面获得来自药品和设备供应商的回扣，医院管理层将这些回扣的一部分返给他们的医生。
伯恩斯承认，美国医疗系统在这方面也存在腐败问题，“但是和中国还是相差甚远。在美国有利益冲突，医院高管给医生回扣。但是这些人会被绳之以法，在中国没有人因此而坐牢。”
在医疗问题方面时，中国和美国存在其他相似点。即使中国政府扩大了医保人口覆盖率，奥巴马政府也新增了3000万医保人群，“在他们当中很多人很难找到基本医护人员，”伯恩斯说道。
成本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你“了解奥巴马医改的核心，政府官员称部分将通过对保险和医疗设备企业征税，以及减少向供应商付款来实现，”伯恩斯说道，“政府官员还表示，部分节省的资金将会来自员工福利计划，提升医疗服务效率等。但是，没有太多证据表明福利计划和重组医疗服务会省钱。”
两个国家都未能成功提供有效协调的医疗体系，例如给患有慢性病的病人配备护士和其他医疗管理人员，帮助这些病人培养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协同医保体系方面的多数实验在美国未能奏效，也没有达到省钱的目的，”伯恩斯说道。
所有这些挑战将会对中国政府和省级政府带来问题，这些政府必须支付医保账单，伯恩斯补充道，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极少是投入于这些服务的，而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比美国要多得多。
对于私人医疗保险行业，很多西方保险公司在中国花了很多年来研究这个方案。但是截至目前，“他们研发出来的保险方案只适用于移居国外的人士，”伯恩斯说道，“为本地人提供服务丶私人医保企业并不太多，”在中国，私营连锁医院也不是很成功，“尽管政府一直在鼓励这些企业，因为政府需要更多的供应来满足需求。”
造成该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缺少合格的医生来为新参保人员提供服务。“经过全面培训的医生供不应求，这指的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医生和本地传统医疗模式之间的对比，”伯恩斯说道。中国和印度都有传统的供应商，“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提供的是和采用对抗疗法的医生同样的医疗方式，”他还补充道，“在增加学术研究和制定更高级和更统一的培训标准方面，存在很大的动力。”
伯恩斯在印度提供类似的关于医疗体制课程之后，认为这个课程可以在中国复制，所以伯恩斯和刘国恩就在中国联合执教这门课程。在经过深入调研和讨论之后，两位学者在2012年5月第一次提供了题为“中国的医疗体系和改革”的课程，今年3月又上了一次。
此外，基于在印度的课程，伯恩斯编辑了一本书，该书将在今年夏天上市，书名为《印度的医疗行业：医疗服务、融资和制造的创新》。有些章节的作者是讲师、助教和在读学生。伯恩斯表示，他计划根据在北京传授的课程再编辑一本相同的书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