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中国，消费者都很熟悉在当地购物的现状。在这个“货物出门概不退换”（caveat emptor）的王国中，不够小心的购物者，会面临因为买到不合格产品带来的一连串挫败感和沮丧——衣服第一次洗就开线了，盖子与厨房用具不匹配，厨房小电器刚一启动就发生了爆炸，这类丑闻与不合格而且往往有毒的食品和药物的丑闻同样频频出现。
这是现代工业的一个悖论。无数消费品跨国公司通过将制造外包给中国的合作伙伴而构建成了全球性“帝国”，总体而言，他们的产品并没有偷工减料，质量标准也没有因此而下滑。然而，出于某些理由，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在其本土市场复制这样的成功。对很多企业来说，摆脱低质量制造业名声的束缚是个极为艰巨的挑战。但是，中国令人惊异的成本优势一旦萎缩，这个国家一旦开始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就会更加迫切，其方式就是生产能在整体上能提升这个国家在制造业“价值链”上地位的更多产品。
“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是毕竟已经开始了。”设在上海的消费科技研究和咨询机构睿析科技咨询有限公司（RedTech Advisers）的总经理柯德林（Michael Clendenin）谈到。“与每一家正在提高产品质量的中国公司相对应的，都有大约10家公司依然在偷工减料，还有另外两家新公司试图通过更大幅度的偷工减料进入这一市场。”
快速致富？
那是2007年，随着包括玩具生产商美泰公司（Mattel）在内的多家西方跨国公司被迫召回所有受到污染或者有问题的中国制造产品，整个世界开始认识到了中国消费者一直深受其苦的问题。虽然其结果是监管机构强化了政策，很多公司的风险管理经理也迅速采取了行动，但这样的事实依然盘桓不去：“有些中国企业饱受产品质量问题之累——尤其在食品行业，食品遭受污染和掺杂使假的新闻就是层出不穷，尽管政府采取了大量行动试图修正这一问题。”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梅耶（Marshall W. Meyer）谈到。
而其他行业——尤其是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在提高质量标准方面的作为则可圈可点。“在较高端市场运作的中国公司，对制造业运作方式的理解稍好一些。”
咨询顾问和《中国的不良制造》（Poorly Made in China）一书的作者保罗·米德勒（Paul Midler）谈到。但是，这些公司似乎是少数派。“很多制造商都对制造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构建长期声誉不感兴趣。”他谈到。
他谈到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繁荣兴旺的房地产市场。很多制造商之所以“进入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他们想将在制造业赚的钱当成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垫脚石。”他认为。这种心态转弯抹角地导致了产品质量问题。“不妨比较一下这样两个制造商的情形。其中的一个希望通过制造产品来赚取小额利润，并留住回头客。另一个制造商只是想得到你的订单，这样，他就可以用从中赚到的钱建设一个购物中心了。哪个制造商会专注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完善呢？”
但是，短期收益会招致长期的痛苦。“如果中国的品牌希望长寿，他们就必须改善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并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香港一家全球市场研究机构特恩斯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TNS）的商务主管托马斯·艾萨克（Thomas Isaac）谈到。“确保产品质量优异、耐用，信任自然来。所以，如果（产品质量）存在问题，你就必须解决它。”
有些公司的经理深受成本和质量之间的取舍无法避免这一信念之累，这些公司的问题尤为突出。佛罗里达州的电车咨询公司（eCycleElectric Consultants）公司的总经理艾德·本杰明（Ed Benjamin）谈到，这就是这个国家虽然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的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情形。“一个中国商人向我吹嘘，他就通过削减原材料的成本赚了很多钱。他认为，自己是个精明的商人。”他谈到。“事实上，他是在损毁自己的企业，同时也在损毁中国的声誉。在电动自行车行业，依然还有很多抱有老观念的商人，他们并没有汲取教训。因为产品质量不能始终如一，消费者碰到了很多麻烦。”
梅耶认为，除了迅速致富的社会风气之外，其它很难应对的力量无疑也在从中发挥作用。首先，比起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小公司数量庞大，以及企业极为分散的现状，造成在中国控制供应链网络的复杂程度要高得多。梅耶还谈到，再加上中国特有的分包模式——也就是中国本土广为人知的“承包”，使公司不得不设法应对与制造自己产品相关的层层供应商。
日本北海道大学（Hokkaido University）国际政治和经济学教授铃木一人（Kazuto Suzuki）指出，中国非常重视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民用目的的技术开发，这也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障碍。虽然政府在空间技术和其他军事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一直忽视商用技术的开发。“在军事领域，你拥有的是军方大客户。而在商业世界，你面对的则是个庞大的市场，你无法确定这个市场需要的是什么技术，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产品。”铃木一人谈到。“中国的公司不想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技术上投资。而复制确定性的技术，或者仿效经证实可以盈利的技术，风险则要更小。”
如何获取专有技术
那么，中国的企业真的无法模仿他人的方法摆脱这个问题，无法复制他们从外国跨国公司学到的经验吗？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约翰·保罗·麦克杜飞（John Paul MacDuffie）说，只有有时候能做到这一点，他列举了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个例证。被本土供应商和制造商挤得爆满的这个行业，在本土市场面临着外国品牌的激烈竞争。数十年来来，尽管政府的政策一直偏爱国内公司，但在中国，最畅销的产品依然全部是外国品牌——大众汽车（Volkswagen）在这一市场占有15.2%的份额，通用汽车（GM）和日产汽车（Nissan）分别占有8.2%和5.6%的市场份额，丰田汽车（Toyota）、现代汽车（Hyundai）和本田汽车（Honda）位列其后。来自环球透视（Global Insight）和汽车咨询机构协同共进有限公司（Synergistics）2011年的数据显示，最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商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市场份额只有5.2%，比亚迪、奇瑞和吉利等公司分割其余市场份额。
虽然有人认为，对为市场份额而战的国内公司来说，中国人的品牌认知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麦克杜飞指出，市场份额较小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全球性品牌竞争的核心技术和专业能力，他们与外国制造企业的合资公司并没有提供这些东西，尽管被广泛接受的假设并非如此。他谈到，虽然政府要求汽车组装要建立合资企业，但对供应商并没有这样的要求，他进行的研究表明，合资工厂只是有限度地提供外国产品的设计数据和专业知识。此外，汽车合资企业的强劲销售，也让本土供应商发开自己产品的热情很低。他认为，对供应商来说，获取专业技能和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明智途径，就是仿效太平洋世纪汽车系统有限公司（Pacific Century Motors）2010年的做法，该公司从通用汽车公司整体收购了设在密歇根州的子公司耐世特（Nexteer）。
很多专家将中国的现状与其他以产品质量低劣闻名的国家进行了比较，其中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日本。对中国来说，他们的重大教训何在呢？“历史经验表明，企业是无法绕开在内部开发技术、构建组织能力这道坎的。”麦克杜飞断言。“他们从其外国跨国公司伙伴那里通过伙伴关系或者通过知识泄漏学到的东西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个很难达到的要求。与中国企业不同的是，日本的制造商从来不会充当OEM，不会通过用其他公司的品牌制造产品的方式来扩张。相反，他们利用大量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创新和传统的工艺掌握了大量的技术，并成了电子、汽车、化工和其他高价值行业的领先者。“中国企业很难牺牲短期的收入换取品牌的长期形象。索尼公司（Sony）就以拒绝在他人的品牌名下制造产品而著称。”米德勒谈到。“中国的企业却在坚持某种目光短浅的理念，这些理念决定了他们的企业运营哲学。”
或许，（中国大陆）与台湾更具可比性。与日本不同，台湾的企业一直在大量进行OEM生产，然而，他们也提高了自己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宏达电（HTC）智能手机、宏基电脑（Acer）和华硕电脑（ASUS）等产品就已成为全球知名品牌。巨大的刺激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在台湾，“人们会以不同方式的思考，因为他们的境内市场很小。他们一直在寻求向美国和欧洲出口产品。”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全球变革中心（Center on Global Change）技术政策分析师杨启仁（Chi-Jen Yang）谈到。
减速带和迂回之路
正如很多企业历经艰辛认识到的，提高产品的质量有其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2010年，当丰田汽车公司应对产品召回危机时，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的经济学教授、日本汽车制造商研究专家藤本隆宏（Takahiro Fujimoto）在接受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的访谈时，向麦克杜飞讲述了丰田公司如何提升汽车产品质量，以及如何奋力与所有后续变化与时俱进的过程，这些变化包括“装配生产线数量的变化，生产设备的变化，在全球市场销售的车型数量的变化，以及由于社会压力和市场需求造成每种车型日趋复杂化等。所有这些变化交叠在一起，使处理产品质量问题的工作量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
麦克杜飞谈到，韩国的汽车行业同样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经历了大约40年前开始的一个旅程之后，该行业今天才基本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制造商相当的水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质量和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韩国的汽车品牌，从而，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也就是现代汽车等品牌获得汽车购买者信任之前的时期里，他们被迫在企业内部研发能力上加大了投入。
在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还取决于企业与其他潮流抗争的结果，其中就包括十分猖獗的伪造。米德勒谈到，虽然制造看起来很像真品的仿冒产品也需要某些技能，但制造商采用偷工减料、掺杂使假等花招的现象无所不在。他坚称，如果企业经理、工厂工人和消费者的心态不发生全面的改变，这种现状就不太可能发生转变。
即便本土公司想销售符合外国品牌标准的高质量产品，但日益忠实于品牌的中国消费者也可能不会购买这些产品。“虽然中国的工程师和公司有能力制造优质产品，但是，市场会因为他们制造了这些产品而报答他们吗？这是最大的问题。”睿析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的克兰德宁谈到。“我为什么要把公司5%或者10%的研发资源，浪费在生产可能只有几个人购买的超级产品上呢？所以，投放低端产品，并着眼于质量更好的中档产品，也就是人们依然买得起而且愿意购买的产品，能让我获得更好的收益”
直到最近，长期饱受痛苦的中国消费者还能忍受质量低劣的本土产品，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买到便宜东西的时候。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的品味以及耐性都会改变。消费者的期望可能会成为中国的消费品制造商改善产品质量最强大的刺激因素。坐拥尚能接受低价低质产品的8亿低收入中国人构成的市场，产品制造商还能偷工减料。“但当大部分人都晋身中产阶层，并逐渐拥有质量意识，而且更偏爱产品的质量而不是低价格时，我想，中国的市场将会发生改变。”北海道大学的铃木一人教授预测说。他谈到，10年或20年以后，“中国人将不再购买质量低劣的产品，即便它们的价格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