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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开卷有益:埃文斯爵士的职业生涯和新闻出版业的未来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过去40多年里,哈罗德埃文斯是一位享誉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大人物。埃文斯16岁在英格兰北部初涉记者行当,1967年近40的埃文斯成为一份伦敦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的编辑,并开始了他在这家报社长达14年的职场生涯。在其设计众多议题中从空气污染到子宫颈癌,再到萨里多胺(thalidomide)受害者赔偿,埃文斯带给读者很多官方否认或漠视的新闻报道或丑闻。他帮助了树立报纸及其高级编辑作为社会变革催化剂。1984年,他移居美国并在康德纳斯特旅游者Condé Nast Traveler)、《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多家杂志社和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任高层,后来专注著述立传。2004年因其在新闻出版业内取得的突出贡献和成绩,他授勋爵士。


哈罗德爵士迎娶了出版界另外一位英籍名人,《名利场》(Vanity Fair)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前任主编、新闻网站The Daily Beast的创始编辑Tina Brown


最近,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与埃文斯讨论他的近作《我的报业人生:追忆似水年华》(My Paper Chase: True Stories of Vanished Times),并谈论到出版业风光的历史和眼下新数码时代下的前途未卜。


采访对话摘录如下: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您来自一个工薪家庭,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母亲开小杂货店。到底是什么促使你立志成为一名记者的?


哈罗德·埃文斯最初的触动来自1940年,我十二岁那年,记得当时与父亲一起在海滩散步,遇见了从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士兵。我对父亲花时间同这些人聊天感到气愤,他们告诉我父亲的是一个个被遗弃、丢盔卸甲的故事,士气极低。他们从纳粹的魔爪下捡了一条命回来。但是,报纸上却是与现实情况截然相反的一派胡言,报道说这些从敦刻尔克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将、这些幸存者,跃跃欲试地要打回敦刻尔克去。这件事触动了我。


我热爱报纸。喜欢《海滨流浪汉》(Beachcomber)超现实风格的英国式幽默。我还喜欢卡通片《鲁珀特熊》(Rupert the Bear)。除了些许足球方面的消息外,我很少关注所谓的真新闻。但随着我渐渐长大,那件事触动了我重新思考报纸的作用。我十分羡慕那些记者,梦想着能参加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著名的战时会议,最终决定终生目标就是成为一名记者—可能是年幼时那次经历让我认识到官方公布的消息与事实之间的距离会有多远,也可能是我喜爱报纸丰富引人的内容,不但读到新闻报道,还能看到我最喜爱的《鲁珀特熊》和笑破肚皮的喜剧电影《海滨流浪汉》。


英文作文是我的强项,我现在还保留着15岁那年写的稿子。说实在的那篇稿子写的的确不错。后来我成为了校刊编辑,我告诉所有人我要成为最好的—可当时我才15岁。我从英国新闻界的回忆录中了解到19431944年间想成为一名记者,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就是懂速记并能准确记录下别人的话。我父母并不富裕,但他们将我送进了一所女子学院—确切说是一家全是女生的商学院—我在那里成为了速记专家,并受益终身。


后来,我四处应聘,最终得到了一份周报的工作,那年我16岁。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初入记者这一行,学到的哪些原则是你受益终身的?


埃文斯:最担心的就是把情况搞错。作为记者第一要务就是弄清楚事情原委,要简单准确,就好像要搞对别人的姓名。记得一次报道赛狗比赛时我写错了结果,结果搞的一团糟。需要准确报道人们的言论—我必须确保速记时原原本本记录下采访对象的言语。所以,最关键的原则就是准确。


第二点就是要懂得只有坚持才能胜利。《我的报业人生:追忆似水年华》一书记录着我访问痛失孩子的父母的经历,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十分害羞,只有随时随地鼓励自己克服害羞才能坚持下来。如果我大声喊出来,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同理,当我采访事故现场遭遇警察拦阻时,作为记者的工作一部分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


第三点,听起来可能有些自夸,那就是要正直诚实。正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过,要真诚对待每个人,而非将别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所以学会尊重他人。不要简单利用别人的痛苦或知识,而要尊重他人。我父亲十分聪明但没有接受过教育,于是我痛恨别人对我父亲不尊重。


第四点,正确认识媒体的说服影响力。我对记者这一行当感到最满足的瞬间来自于当时采访二战后被政府虐待的人士。他还感染了肺结核,这病会要了他的命,而政府拒绝给他补偿。我写了一篇同情他的报道。我没有在报道中加上自己的观点,但在报道指出他的境遇不公。后来,一名议员给了他补偿。现在,我并不认为我的那篇报道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的确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于是,我认识到媒体除了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外,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您成为《星期天泰晤士报》编辑之后,设立了调查小组(Insight team),并从事了几次了不起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您认为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记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埃文斯: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需要充分认识到挖掘真相过程中的艰难困苦,过程中你会遇到层层关卡阻碍你全面了解新闻真相。真心坚持并致力挖掘新闻真相,而非赚取名声—耸人听闻的效果或让更多人认识你—靠的是从业人员的正直和诚实。


我当年在《星期天泰晤士报》选拔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记者,坚持要找那些兼具智慧和诚实的记者,而不是那些仅想挖别人私生活或一知半解就想解释灾难的人。(现在有些时候,在最终找到真实原因前,你只能一知半解的解释灾难。)


十分幸运的是,我就职星期天泰晤士报之前,该报已经启动调查性新闻报道。另一方面,由于我来自乡下,有些人认为是乡巴佬,于是我必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在报社的同事都能力非凡。作为编辑时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绩,都来自于将这些人重新组合成团队。一个人不能面面俱到,但是一个团队却可以。


记住这一点,正是靠着《星期天泰晤士报》丰富的人力资源,我管理调查团队的能力才能得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能派任何人去任何地方。《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董事长和股东们从来不干涉我曝光真相—甚至当危及到商业利益时,他们也不会抱怨。丹尼斯·汉密尔顿(Denis Hamilton)和汤姆逊机构(Thomson)的道德领导力令人难以想象。当我调查萨里多胺引发的新生儿畸形问题时,报纸的广告部主管曾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吗,那家你正在调查的制药公司买了我们6万英镑的广告。”我回答说,“没错。”他接着说,“但不要影响你的工作。”报纸董事长对此泰然处之。


这和我在先前那家报纸《北方回声报》(The Northern Echo)碰见的情况完全不同。《北方回声报》是一家地方性报纸,经费紧张。另一方面,我能安排肯尼斯·胡博(Kenneth Hooper)(当时是一位见习记者)这样的人去调查与子宫颈癌诊断有关的丑闻。凭借持之以恒和游说,我们最终得到了筛选项目,这样可以挽救成千上万妇女的生命。一旦你有过此类经验,我在曼彻斯特时曾经报道过黑雾的新闻,并拥有了类似的经历,就会对惰性无为和遍寻借口难以容忍。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人物,但是只要新闻中发现问题,例如睡衣有可能烧死儿童,就不能仅仅把新闻报道出来便了事,还要再做些事情。


有些人批评这种做法,我明白背后的原因,因为你开始时是从公正不偏的观察者角度切入,但随着你充满激情的调查,你变成了一位伸张正义的侠客,继而跨越新闻的界限并最终成为公众生活和问题的一部分。你是否就丢掉了作为记者的公正性?这是一系列颇有意思的问题。我尽力保持公正的立场。另一方面,我对关注公众生活的人士十分赞赏。你只会被误解,很少会得到满足。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回首您经历过的这些大新闻,哪一件对你意义最大?原因是什么?


埃文斯: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直接关系人类生命的新闻报道,似乎更容易看到意义。子宫颈癌的报道对我意义深远,因为这是我真正职业生涯的开始。曼彻斯特和英格兰的蓝天白云恐怕要等到五到十年之后才能看到,但终究还是看到了。子宫颈癌测试可能用不了五年时间,就能挽回1.52万人口的生命。


萨里多胺(thalidomide)受害者赔偿案,正因为司法系统不但没有支持受害者向强大的公司赔偿,而且其本身就有不少问题—首先拒绝任何调查的言论自由,其次律师太过愚昧无知而没有准备。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调研工作。所以,萨里多胺受害者赔偿一案让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感,因为一方面我们要与制药公司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与处处为制药公司开拓的时下风俗以及所有相关论文作斗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错准备。缺乏怀疑精神和好奇心。最后,这一简单的事实却受到了法律的阻碍,英国法院竟然阻挠了那么多年。


政治影响力远超过我(我是一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爱尔兰政治家辛·麦克布莱德(Seán MacBride)对此给出建议,“为什么不去欧洲人权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呢?”尽管我是报纸编辑,我对欧洲法庭都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可以去找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起码可以得到他们建议,案件应该提交到更高级法庭,那里有24名法官,可以否决英国上议院的裁决,并最终要求英国政府修订法律。


我感到十分自豪,首先帮助这些孩子,现在是成人们,让我从情感和道义上得到了满足。第二,我们推动了法律完善。事情的最高潮是今年早些时候在议会里,政府对此公开道歉。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如果你现在还有调查小组的话,你会让他们调查哪些问题?


埃文斯:我们对贪污案件曝光的不少了。有时候我想如果在五年前我领导调查小组时,肯定有人,尤其是商业方面的调查小组,会向我反映,“评级机构经常给一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公司高评级。”我可能回答说,“知道了,但是要有证据,让我们一起来调查吧,为什么那些根本不够资格的公司,最终拿到了3A评级?”这肯定是不错的新闻。


其次,如果我能如以前那样关注英国房地产方面的争论,并参考美国的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的所作所为,调查小组肯定发现并指出整个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的高杠杆,都有问题。我会就这个问题奔走呼号“我们有危险”并且常年不休。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1973年,你写的《编辑和设计:英文、排版和版面设计五章手册》(Editing and Design: A Five-Volume Manual of English, Typography and Layout)不但是英国记者,更被全球大多数记者接纳为圣经。数字出版业的兴起是否改变了您心目中的编辑和设计工作?哪些原则是继承下来的,哪些是新的?


埃文斯:新科技让以前很难完成的任务变得轻而易举。回想当年在纸上编辑和誊写文字的困难:例如将这段话从不合适的地方挪到能与上下文连贯的地方,或者在第二段誊写时出了错误,你必须换纸,重新一字一句的打出来。所有这些繁重的工作都被数字化的新科技简化掉了,现在的记者们真实太幸运了,这些工作太简单了。


现在说说不好的一面,既然誊写和编辑都可以通过电脑轻松完成,那么就会发现大量的废话。如果你看看个人博客,你就知道有多少空话大话,简明扼要的好习惯丢掉了。


说到我仍然十分感兴趣的摄影和设计,新技术带来的便利真是难以想象。不用再花数小时甚至好几天挑选新闻配图—现在可以直接从新闻现场传送过来。另外,还可从图片库进行方便的数据检索。以前可以从数千照片中挑选,现在可选的照片已经数以百万计,并且随时可取。


不利的一面就是更容易篡改图片并传达出错误的信息。说到版面设计,似乎比以前难一些,因为要学一些编程和软件系统。另外,电脑屏幕比报纸版面更局促,所以有些报纸戏剧化的版面设计可能无法在屏幕上实现。不过,我们可能也会慢慢适应的。


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波恩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研究预计自2000年开始报业年报中亏损了16亿美元,采编能力也损失了不少。那么记者们现在如何继续调查性项目?换句话,您认为有没有可以支持新闻业持续发展下去的商业模式?


埃文斯:很多遭遇资金困难的报纸,以往每年都利润丰厚。我认为这是管理层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度过暂时困难的备用计划,使得暂时困难可能要延续两三年或者五年。


积极的方面,新的媒体形式,例如The Daily Beast,前途一片光明。这些新媒体形式已经具备及时性、高品质图片和传播的便利性。我妻子最近召开了全球妇女峰会(Women in the World)。会议十分精彩,新闻报道的功能尽显无遗。你可以得到有关刚果妇女强奸的报道,妇女割礼对妇女健康带来的危害,以及来自从印度妓院营救妇女的苏妮莎·克利希南Sunitha Krishnan)精彩一手报道。精彩纷呈,所有这些都是惠普公司及其他公司赞助的。蒂娜还要四处寻找赞助。Daily Beast和其他资源可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它们能指出那些拥有资源的好报纸或者那些有良知的媒体今后发展的方向。


所以,商业模型可能是拥有社会理念的成功企业资助。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可能会发生网站与新闻出版业的某种形式合并。如果读者能在家中打印报纸,那将节省很大的成本,家里的打印机可能就会一天到晚印个不停。把掌上电脑连接上打印机,报纸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打印出来。我认为打印功能还能带来更大的效用。这样的商业模式将凭借网络的及时性和广告业的认可­­—尽管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广告业相对保守,但这是大势所趋—而受益。


正如我在《我的报业人生:追忆似水年华》书中写道的那样,我关心的不是新闻载体,而是新闻业本身。我不在乎是电子传输的还是用骆驼背来的。我只想知道新闻工作进行的情况。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