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近年来中国与其余各国一样，劳动力、能源和其他商品价格不断猛涨。虽然全球经济危机暂时减缓了价格上涨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这些价格将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从而给中国的制造业造成严重影响。中国会输给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市场吗？资源价格上涨会促使制造商寻找更有优势的新资源吗？
本文节选自题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的专题报道。来自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专家在本文中就长期资源价格上涨给中国制造业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境内外的企业如何才能从这些变化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行了探讨。
30年前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自那时起中国开始逐步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事实证明，中国大量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政府激励政策对许多西方公司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是如此之巨大，以至到2000年年初，多数跨国企业要么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要么与中国的企业签订合约生产。而那些没有跟上这个潮流的企业在向买家销售的过程中遇到了艰巨的挑战，因为买家希望得到“中国价格”，这个价格通常远低于发达国家高成本制造企业的要价，譬如中国货比美国制造要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格。
短期优势，长期威胁
这个成本优势太过于巨大，以至于抵消了能源或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跌之前，有观察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中国的竞争力，因为政府的能源补贴可以使中国的工厂免受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商品价格起初对中国竞争力的影响并不大。沃顿营销学张忠教授（John Zhang）解释说，“假如全球其他国家其他的生产要素价格都相同，那么劳动力成本低廉对于提高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后来运输成本的上扬开始抵消国内的成本优势，特别是要运到美国等距离遥远的市场的商品更是如此。
过去几年高达8%至11%的经济增长富裕了百姓的生活。因为害怕阻碍经济的增长脚步，中国政府开始控制能源价格的上涨势头。决策者希望通过将能源价格压在低于全球市场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继续增长和控制公众情绪，因为公众情绪始终是这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担忧。主攻中国研究的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说，“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无效率，但基本上也可以防止社会动乱，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马歇尔认为这点非常重要，他相信“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最大的隐忧还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所以政府官员都把维护社会稳定看作是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明白政府必须以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掩盖政治和社会基础设施存在的缺陷。
在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1亿，但还有几亿的人口仍然在与贫困做斗争。即使中国已经比过去更加富裕，但工业化也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烦恼，有时候社会存在的缺陷也开始显现。2006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报告（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数据表明，当年中国共发生87,000起重大社会骚乱事件，比前两年上升了50%。 近年来有些骚乱事件已经演化成武斗而不是简单的游行示威，譬如1500名村民与500名警察发生冲突，要求政府解除一名贪污腐败的村长的职务。
BCG上海公司负责人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指出，中国经济就好比一辆自行车，既需要动力来转动，也需要保持平衡。他说，“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速度，保持自己身体的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出口商品的运输成本是有所上涨，但政府补贴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能源价格上升带来的损失。许多国家抗议这种补贴政策，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在鼓励能源消耗，同时把成本压力转嫁给其余各国，但随着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中国政府顶住国内压力，让能源价格有所上涨。2008年6月，政府允许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18%， 但电价只上涨5%。
现在看来，随着能源价格下调，至少目前是在下调，政府当时的赌博也算是有所回报。中国在能源价格一飞冲天的时期仍然保持经济增长，而社会骚乱也基本上处于可控之中。但中国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保持能源低价可能使国内制造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能源补贴鼓励了能源消耗。平尼说，“企业缺少动力去采用新技术和鼓励创新。”
能源补贴在短期内当然是制造商的福音。在政府控制能源价格的庇护下，很多重要的成本都得以避险。一般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享受补贴，而且也要看这个公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大的重要性。但这种补贴也可能导致对企业和整个经济的投资方向错误。张教授解释说，间接鼓励能源需求的政府政策（譬如刺激汽车消费）将减少对其它行业的投资金额。“从长期来说，这个政策也可能成为一个圈套。”
同样政府也很难取消这类补贴。倘若最终政府允许能源价格自由波动，那么当能源价格再次上扬的时候，在对冲购买商品的风险方面缺乏经验的企业可能会不知所措。虽然大型公司懂得如何对冲风险，但小公司可能难以应对这样的价格变化。BCG上海公司负责人维克多·杜（Victor Du）指出，“几千家小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个问题不仅目前存在，将来也可能继续存在。”
能源价格上涨短期内会减缓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放开能源价格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推动某些行业从生产污染严重的低价值出口商品向污染少的高价值商品转化。能源价格上升就好比是一种负面的补贴，一种惩罚那些以错误方式生产错误商品的企业的税。面对这种负面的激励，那些污染严重的小水泥厂要么选择关门歇业，要么合并成更加清洁、效率更高的企业。
西部欢迎年轻的公司
更普遍的是，成本上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升高，将使得某些沿海制造商转向更廉价的市场设立新工厂。迈尔估计，沿海已有10%的台湾企业开始向内地或国外转移。
而且随着中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越南开始崛起，经常被媒体誉为“新”中国。但BCG的专家认为，越南只有8400万人口，供应商也有限，所以越南最适合在行业和基础设施都成熟的领域经营的小企业。BCG北京公司合伙人兼总经理利嘉伟（David Lee）说，“要把所有这些生产都转移到越南去是不可能的。”中国单纺织业就雇佣了1400万人，是越南产业工人总数的两倍。
杜指出，寻找制造基地的公司可能除了在中国涨工资外别无选择，原因很简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既有中国这样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又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另一个问题是物流。越南的直接劳动成本可能低一些，但把商品从工厂装上船的成本却要比中国高得多。而且，如果当地供应商无法满足全球质量标准，这些公司就必须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这样成本就更高了。虽然把部分生产转移到越南或其它国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杜认为企业并不希望这样做。其实考虑到中国有很多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这个市场在全球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技术上来说要把生产完全搬到中国以外的其它地方也是不现实的。他说，“你可以把部分生产搬到印度、墨西哥或东欧，但至少要在中国保留一部分生产环节。”
还有人认为，下一个制造业中心仍将在中国，不过是在中国的二线内陆城市，虽然政府十年前大力推动外国工厂向中西部转移的举措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内陆城市的优势包括：距离煤和其它国内能源更近，劳动力成本更低，环境法规的执行可能也不是非常严格。此外，利嘉伟还指出，适应一个新的城市比适应一个全新的国家要容易得多。
内地应该不缺熟练工人，因为许多工人都有在沿海工厂打工的经验。利说，因为政府提高了农业补贴，“许多民工都回乡去种庄稼或者养猪了。”但还有更多的民工在寻找工作。杜说，在沿海打工的人许多都是来自内地。譬如，在上海的很多民工都是从内地来的，只要机会合适——受到适当的激励，这些人也愿意返乡工作。
审视自己和供应商
专家指出，不论制造商是经营自己的工厂或与外包工厂合作，他们在决定关闭或转移中国工厂之前都应该仔细审视自己的工作环境，还有供应商的工作环境。BCG高级合伙人兼北京分公司总监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ael）说，通常相对简单的改变就能大大提高效率。“如果想改善，你必须让你的供应商提高效率。”
并非所有的改善都很难实现。迈克尔说，通常需要调整的都是“很基本的东西，”运营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是因为低工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以前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最具成本效力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人，这样就可以不用改善制造流程中的其它元素。他说，就是到目前工资差异也非常大，大到“你可以不用去优化你的运营流程。”
其实这种优化或许也是节省劳动力的最佳方法。2004年一项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调查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在1995至2002年期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在38个主要行业中共有26个行业失去了15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分析师认为其中的原因不是工厂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是有些岗位因为效率提高而消失了。
那么那些下岗的工人怎么办呢？这其实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老生常谈了：中国与美国一样，在生产力和效率提高的推动下开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型经济。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也在加强，每单位产量需要的劳动力日趋减少。佩恩尼认为，“最终，这些人将进入服务业工作，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