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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我愿意我不愿意:结婚、离婚与生育之变化如何重新定义职场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沃顿商学院教授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的最新研究显示,美国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均跌至历史最低点。具体而言,已婚人口的数量经过去25年持续下跌后如今已降到历史最低点,而离婚率也在2005年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着手分析这些最新数据背后瞬息万变的市场力时,一个事实渐渐浮出水面:作用于结婚和离婚状况的因素—即节育、两性工资差距的缩短、初婚年龄上升及家庭技术的剧烈变革——同样也对企业和员工产生重要影响。 


史蒂文森说:“改变人际关系和家庭面貌的因素同样作用于职场,因为构成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是同一批人。公司了解自己所面对的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无繁衍生息的念头


在题为《结婚和离婚:变化和驱动力》的论文中,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承认,在婚姻研究方面,经济学家们一直尝试用经济模式解释家庭形成的方式和原因。史蒂文森指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在1981年撰写的《家庭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基于“生产互补性”的婚姻理论。根据贝克尔的理论,丈夫和妻子在市场和家庭中各司其职,两人的结合能提高生产力,这种分工合作在史蒂文森所说的“生产和孕育子女”方面尤为突出。


但是两位沃顿商学院的专家却引用了歌手兼词曲作者鲍勃·迪伦(Bob Dylan)的《变化的时代》(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曲的歌词来说明贝克尔提出的婚姻模式有待斟酌,指出“家庭不是一个静态的单位”。 史蒂文森认为现代家庭生活已经严重削弱了生产互补性理念的适用性并且说明了原因。


她写道:“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意味着一个人的大部分成年生活是在没有子女承欢膝下的情况下度过的,而晚婚,包括再婚,意味着许多家庭在成立时并没有繁衍子嗣的意愿。而且,女性劳动力的增多表明,家庭分工已经减弱或者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


研究者表示,这些改变源于几个关键因素:



  • 年轻男性和女性对婚姻的热衷程度减小。男性方面一直存在这种问题:2004年,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7岁,充分反映了1890年首次记载的趋势,当时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6岁(1950年代中期出现短暂的回升,当时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岁)。但是2004年,女性的结婚年龄也开始上升,其平均初婚年龄从22岁提高到26岁。“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年龄差距逐渐缩短。”

    • 该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晚婚的现象还反映了生育在婚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减弱。“在1880年,75%的已婚人士拥有孩子……到2005年,只有41%的已婚人士育有子女。”

      • 研究表示,一度被称为“定义20世纪之发明”的避孕药提高了人们对生育的控制能力,“改变了结婚和生育的时间,而且由于女性教育或工作计划被中断的风险减小,它还促进了女性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史蒂文森说,节育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它改变了家庭的模式,给予女性更多控制自己职业道路的能力。突如其来的怀孕曾经非常具有破坏性。但是节育的出现改变了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机。”

        • 家庭省力技术的诞生(冰箱、洗衣机、烘干机和洗碗机等等)和服务业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到之前只能由家庭主妇提供的服务。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写道:“这些新技术能够节约大量时间,让女性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投身于市场,从而增加了女性劳动力。”史蒂文森指出:“家庭技术的发现让市场介入了家庭生活,告诉你,‘你不需要一个专职主妇。我们能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服务,提高你的效率。’这当然对女性参与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市场上购买这些物品的成本降低了,而担任家庭主妇的成本上升了。”

          作者表示,这些趋势促使人们以一种不同于贝克尔生产互补性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婚姻之所以可行的原因。现代的婚姻不是基于分工,而是建立在“休闲和消费互补”的基础上,这使得有着有着类似收入和兴趣的男性和女性渐渐走到了一起。这种新的婚姻模式——加上晚婚的趋势和节育的能力——给职场环境带来了剧烈变化。


          职场罗曼史


          史蒂文森说,“家庭中的许多变革都对职场有直接影响”。这些改变,“例如,寿命延长和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因为和生育多的女人相比,生育少的女人在抚养孩子方面花的时间更少。[如果你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扶养子女,可能就不太想进入职场。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女性不参加工作的代价会更为高昂。”


          这也正是史蒂文森想说的第二点:女性正在推迟孕育第一胎的时间。“能力较强的女性正在推迟结婚和生育的时间,常常会拖到30岁出头。她们希望保持灵活的生活方式以便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投资——直到她们清楚认识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后才生孩子。如今,职场上的出色女性和能力强的男性没什么分别。他们投资自己人力资本的动机越来越相似。”


          史蒂文森指出,调查数据——特别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的研究——显示女性生育后退出职场的比例不大,这与通常认为的概念并不一致。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在90年代中期对1981年及之前毕业的10,000名女性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58%的女性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从未离开职场超过6个月之久;该调查发现,这些女性不工作的时间平均只有1.6年,而只有7%的女性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闲置在家。


          史蒂文森把这些数据和近期对女大学毕业生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没有发现重大变动。她指出,全国重大数据统计系统(National Vital Statistic System)的初步研究证实了她的发现,即女性的生育时间延后了,而且约80%的女大学毕业生在30多岁时仍然工作。她说:“关于女性退出职场的报道沸沸扬扬,但是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女性会不会暂停工作,只做一些兼职呢?“这当然可能发生,但是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而且由于我们谈到的种种原因——女性在自己的人力资本上倾注了更多的精力、退出职场的代价太大、女性能够控制生育情况、女性寿命延长——这种情况正逐渐减少。暂停工作会使她们损失惨重。当然女性一直面临巨大的压力,总是会有人选择呆在家里。但是今后女性继续工作的时间将增加。”


          史蒂文森说,晚婚和工作时间延长给公司制定办公室恋情和裙带关系方面的规定造成了一系列新问题。她在论文中指出,“两性共存的工作场所为男男女女们提供了更多认识的机会。” 职介网站Vault.com的最新调查发现,近60%的员工曾有过办公室恋情,而三年前只有46%38%的被调查人员知道公司内存在一段办公室恋情。根据全球职介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的调查,35%的雇主没有制定禁止员工间发生恋情的政策。


          Challenger公司还揭示了另一种职场趋势:网络对办公室恋情的催化作用以及为个人利益而大量利用网络已使职场面临严峻挑战。史蒂文森对此表示赞同。作者写道:“网络很可能会提高配对的效率,这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发现……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04年,16%的单身人士使用网上个人资料。20059月的网络跟踪调查显示,目前非单身的因特网用户中有3%是在网上认识另一半的。在网络上搜寻对象和在现实中寻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扩大了未来对象的范围,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私密性。”


          他们补充说,大型的主流配对网站,“还允许你进行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搜索。这种方式完全背离了典型的吸引力高于适合性的世俗求偶标准,使双方能够在见面之前确保他们在宗教、对生育和婚姻的期望、收入或其它重要方面持有类似的观点。”虽然史蒂文森认为网络配对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她也提到网络配对具有固有的欺骗性,是众所周知的歪曲事实和谎言的滋生地。她指出,数据表明“网上登记的用户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结婚”。


          史蒂文森说,当公司意识到员工的单身时间延长时,“它们将面对协调家庭和工作的巨大压力。各大公司纷纷增添了精美、舒适的休息室和厨房:让公司更像是一个能惬意享受咖啡的客厅。如果你有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妻员工,家庭生活和工作之间可能没有多大区别。但是如果单身员工过多的话,你就会发现公司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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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