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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透析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支配地位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新纪录片《公司》中有一幕场景生动刻画了产品的广告投放策略。


 


镜头随着一个不知名的消费者移动,我们看到公寓门卫的脚下有意摆放着包裹,其外包装上赫然印着“公司”字样。大街上,促销人员正在讨论一张新发行的音乐唱片。唱片封套上带有“公司”标志。当我们的匿名主角打开办公室的冰箱时,发现里面存放的新品牌瓶装水上也有已为观众熟悉的“公司“标记。


 


至此影片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企业在现代社会中无所不在,而且还经常占据着支配地位。但由于被到处都是的商品广告所蒙蔽,消费者很可能并未意识到这点。但《公司》的摄制人员却决意不让大家继续糊涂下去。


 


这部影片由加拿大电影制片人马克·安柏(Mark Achbar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乔·巴坎(Joel Bakan联合摄制,安柏珍妮弗·阿伯特(Jennifer Abbot共同导演。巴坎还撰写了和电影剧本同主题的书籍《公司:对利益和权力的病态追求》。


 


令人称奇的是,电影/书的创意源自1997年的一次机缘巧合,既在西雅图反对世贸组织的暴乱发生前两年。当时美国经济高涨,前共产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向,股价跳水的记忆似乎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巴坎已开始策划写一本关于企业的书,安柏也希望拍一部以经济全球化为题材的纪录片。接着西雅图发生暴乱,安然公司的会计丑闻大白于天下,回想起来这二人的时机把握得相当准确。


 


电影和小说版《公司》的主题与情节紧密相联。小说中的许多语言直接引自影片,而影片中描述的事件也几乎都在小说中出现。小说与电影的确旗鼓相当,但先看电影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巴坎的书中包括许多既适合普通读者、也适合专业学者的大量研究素材,但影片中访谈部分的深度、力度和身临其境的感觉却是小说所不能企及。


 


如今《公司》大红大紫,在加拿大被成功改编成电视系列短片和专访影片。在“圣丹斯电影节”等活动中获奖无数,之后又登上美国剧院的舞台。《福布斯》和《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也发表评论对其表示肯定。


 


该书的小标题“对利益和权力的病态追求”是影片的重点所在。电影根据人类心理特征来描述企业活动,并用“对他人漠不关心”和“毫无羞耻之心”之类的短语来形容和评价公司行为。无论是著作或是电影,《公司》都毫不留情地对商业道德做了尖刻批评,那么它们又缘何赢得著名商业杂志的青睐?


 


本质原因在于安柏巴坎在其中倾注的大量心血。《公司》的访谈对象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影片信息丰富、情节巧妙、极具说服力。这是部严肃的电影,但由于穿插了四、五十年代商业搞笑片的片断而显得颇为轻松。尽管片中某些情节不留情面,但整体基调并非对企业冷嘲热讽或随意定罪。安柏巴坎认为,历史上的霸权帝国都貌似强大、锐不可当,结果却在短时间内灰飞烟灭,但现代企业社会仍有希望逃脱此厄运。


 


安然丑闻曝光后建立的企业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该过程必将经历苦痛。电影版《公司》提出,近期爆发的商业丑闻并非只是“几个坏苹果”,它源自体制缺陷,而造成这种缺陷的直接原因是利润动机。


 


现代企业成立的宗旨就是盈利,这与1819世纪早期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内战之间,美国的公司主要为实现全社会的福利而设,譬如修建桥梁、运河和收费公路。赚钱仅是次要目的。然而随着铁路时代的来临和采煤、钢铁制造等重工业的崛起,这种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司在低税收时代得以赚取高额利润。对法律,例如赋予以前的奴隶以公民权利的第十四条修正案等的精明运用使得美国公司得到作为普通公民一样的法律保护。随着社会财富日益累积,政治影响力逐渐扩大,法律开始向有利于公司的方向倾斜,这使得公司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


巴坎在书中剖析了公司发展的历史,并在影片中也清楚指出,法律规定公司有义务谋取利益,而非遵循道德伦理。公司行为必须“最大限度符合公司利益”。该原则始于1916年著名的道奇兄弟起诉福特案。当时亨利福特决定取消向股东分配红利,以降低T型车价格,吸引更多的顾客购买。最后法院裁决道奇兄弟胜诉。由此可见,法律规定公司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正如梅韦斯特(Mae West)的钻石,“别指望它背后隐藏着仁慈和善良。”


 


影片采访了40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商界专业人士。纳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其中之一,他对公司领导人既要获得最大利益、又要满足社会需求的两难处境做了分析,并将其比喻为1819世纪的奴隶主。他表示,奴隶制度虽然荒谬残忍,但许多奴隶主个人倒是正派端庄,道德高尚。


 


安柏和巴坎的心血之作倍受推崇,譬如人物对话意味深长,并且针对公司领导的两难处境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影片的真实主旨是要在21世纪的实际情况下,尝试重新定义公司的目标与责任。这种重新定义的关键在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该观点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代表人物是雷·安德森(Ray Anderson)。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业地毯公司Interface的创建人和总裁,安德森非常关心生态环境,但公司成立之初时他的观点全然不同。就象肯·伯恩(ken Burn)的纪录片《内战》中的谢尔比·福特(Shelby Foote)一样,安德森叙述观点的时候态度真诚,同时带着南方人特有的迷人慵懒气质。


 


1994年,Interface的员工向安德森施压,要求他对公司的环境政策发表正式声明。安德森坦言道,“我当时没有任何环保概念。”最终,此事促使他开始深刻地自我反思并彻底改变了观点。在阅读保罗·霍金斯(Paul Hawkins)所著的《商业生态》时,他开始关注出自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逊(E.O. Wilson)的短语“诞生即消亡”。当意识到企业政策可能给当代民众带来伤害,并危及到子孙后代的生存时,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安德森到达了他内心的真实时刻。不论是在电影还是书中,这个时刻都至关重要。“就仿佛是矛刺进了心脏,”随着阅读的深入,“矛也越刺越深,最后我完全醒悟,彻底改变了观点。”


 


安德森语言雄辩,行动更加掷地有声。他开始积极行动,希望在2020年前将Interface打造成自立自足、对生态负责的公司,并取得了显著成就。2004719日的《商业周刊》上登载的数据显示,Interface的废弃物排放量减少80%,水消耗量下降78%,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减少46%,能源消耗下降31%,石油类材料的使用减少28%。最后一个数字:公司总共节省了2.31亿美元。就某种程度而言,该数字最具说服力,说明道德规范与利润目标确实可以兼得。


 


Interface的范例证明,公司规范从19世纪注重利润最大化到21世纪致力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转变实属明智。另一方面,《公司》中描述的其他事件,譬如波利维亚爆发的“水之战”,呈现出不以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的反面例证。巴坎在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电影的描述则更加令人震撼。


 


1999年,面对世界银行的压力,波利维亚政府对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水力系统实行了私有化,将水力供应交由Aguas del Turnai公司控制。该公司与美国公司Bechtel的分公司有关联。水费节节攀高,老百姓即使从自家水井里取水也需缴费。尽管该地天气干旱,生活赤贫,政府还立法禁止积攒雨水。这可能是现代社会最不现实的法律了。一年后,玻利维亚爆发广泛的抗议示威活动,迫使政府收回了私有化政策。


 


影片中还列举了许多类似波利维亚“水战”的实例(倘若21世纪的现实继续结合19世纪的概念,此类争斗将可能再次发生)。《公司》是剂强力良药,安柏和巴坎的工作值得褒奖。通过预见未来的企业将更加民主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们的影片和书告诉企业界领袖,引用雷·安德森的话说,就是“这一次该如何正确行动”。


 

    本文发表于20049<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