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西方管理学界有一种说法：无法量化，就无法管理。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当一项模糊性的工作被分解成若干可以量化的数字指标后，管理起来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一些凭借个人直觉和经验而无法察
在客观事实的数字下清晰的显现出来。在传统农业的小手工作坊时代，一是人员数量稀少，二是没有复杂而精密的工业机器，所以，仅仅凭借个人生活经验和直觉，就可以应付自如了;但是，自工业革命中诞生出大型厂商组织后，个人的经验和直觉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原因很简单：早期的工业企业组织，首先面对的是令人生畏的、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生产机器，因此，“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最为紧迫的管理难题。事实上，当一个传统商人忽然面对一架架复杂的工业机器、一个个陌生而群体庞大的面孔时，总是显得那么的紧张局促和盲目无助，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理性管理出现，才拯救和消除了他的手忙脚乱和焦头烂额，使得管理变得通顺流畅和简单易行。
“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的标志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与现代企业转弯处的显着标志，或者说，“数字”既是区别于传统经营和现代管理的技术性标志，也是现代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管理手段。
事实上，在现代企业组织出现之前，“效率”对于商业利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商业计谋、或是一次大胆的投机冒险，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但是，工业革命中诞生出现代企业组织后，彻底的颠覆了传统商业管理逻辑：传统的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感的、一对一的交流，被大批量的工业产品在更广阔范围内的销售所取代;商人们传统的“行商”习惯，开始被现代企业的“坐商”逐渐替代;曾经夸耀商人随机应变所谓的商机意识，成为了今天无头苍蝇式乱闯乱撞的贬义词。
显然，在传统商业和现代企业之间，似乎转眼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个人的商业智慧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忽然被科学、理性和严谨的组织效率所取代。在几乎透明和同质的市场环境下，在机器设备一样、人员一样的状况下，谁更有效率，谁就是市场的胜利者。因此，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就是企业效率的竞争。当一个依赖密而不传的手艺或秘方的传统商业组织，很轻易的就被拥有现代机器设备的现代企业组织所击败，这并不是现代机器设备击败了传统商业秘方，而是“高效率”击败了“低效率”。
这其中，“数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并由此造就了大量的数字化管理工具。事实上，“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创造的工作方法，不但成功的解决了“人和机器”之间的协调性关系，而且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将劳动效率提高了50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管理成就!今天中国的一些管理者，常常蔑视泰勒而推崇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实际上，仅就提高“劳动效率”的角度而言，是泰勒的科学管理、而不是什么人性化管理，才将劳动效率提高到如此的成就。
假如没有数字意识和数字化管理，那么，今天的企业管理将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企业管理成果和个人业绩成就，都无法估算和衡量，更遑论如何管理企业了。事实上，假如你愿意的话，几乎一切的管理要素、模块和结果，都可以数字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经常使用的现代管理词语词，“企业战略/市场分析/4P销售/人力资源”等等词语，都是“组织数字化”在具体管理问题上的应用;确认消费需求﹑购买心态﹑消费模式﹑购买方式，也不再是凭借个人感觉、来自于数字分析。
毫不夸张的说，今天的企业管理，已经几乎全部“数字化”了，从企业战略设计到人力资源管理，几乎无所不在。各种管理和业务的指标数据收集/生成/处理/分析报告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从而形成对于企业组织战略/业务流程/岗位职责等等一系列精确分析、合理配置与准确评估，这是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数字游戏”。在企业之间的效率竞争时代，“数字”成为了支撑企业管理最关键的技术性手段，因此，“数字”本身既是效率产生的关键技术手段、也是效率实现的结果衡量标准，没有严谨准确的数字意识，也就不存在效率管理意识。
“蔑视数字”的中国式管理的传统由来
中国的传统商业管理，一直习惯于毛估估的个人经验式的感觉，缺乏对于“数字”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状况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延续和强化，不但使得忽视数字、甚至是蔑视数字成为了事实，而且还被当作管理遗产继承了下来。
事实上，中国传统商业管理蔑视“数字”的恶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不争的事实。首先，中国传统商业之间的竞争，并非是商业组织之间的“效率竞争”、而是发生在人际关系层面之间的竞争。中国传统社会一直缺乏理性的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当中国传统商人将亲戚/朋友/熟人/官员/权力/垄断等等，都当作了商业利润的可能来源，就意味着“效率”失去了管理的价值，通俗的说，假如一个官员、一纸批文能够带来巨额暴利，那么，没有人会费劲力气的去面向企业内部挖掘组织效率—-当组织“效率”变的毫无意义，“数字”也就同时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来缺少经济效益的“数字化”概念，即没有投入产出的基本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损失的管理意识，而是习惯于以纯粹的道德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因此，商业成本意识常常成为了“斤斤计较”贪财小人的代名词，商业资金周转运行意识常常被冠以“小气精明”的恶名，使得传统商人仅存的一点点数字意识原始本能，也被压抑得无影无踪。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素，一直在封杀“精打细算”式的商业行为，并视他们为无耻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