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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8日 企业管理培训

无论从冰冷的数学统计,温情的社会伦理,还是与域外的参照比对,中国都应该告别过低工资,尤其是处于收入水平末端的亿万农民工。笔者也希望罗马在一夜之间建成,第二天醒来,农民工便成了高收入阶层,可残酷的现实似乎不支持过早终结低工资的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中国经济结构中远未到功成身退的时刻,换言之,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低工资仍是不可代替的优势。

“中国将告别低工资时代”这个口号非常诱人,而且全国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容易给公众造成这种错觉。普遍10%~20%的涨幅,数字确实漂漂亮亮,而乘以低水平的基数,实际到手的往往不过一两百元而已,在高物价时代,这点增幅聊胜于无。

这种判断,基于两方面事实。其一,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中,现阶段我们占优的也只有劳动力优势,由此形成产品价格优势,而绝大多数的高技术、专利等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构成我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低端、利润水平低下的尴尬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在这种前提下,大幅提高劳动力收入,对于劳动力成本占比越高、毛利率和利润率越低的低端产业的伤害不言而喻。

那些规模较小、依赖于低技术劳动力同时又无力搬迁或技术升级的制造企业,面临命运的很可能是关闭,或者迁往劳动力成本洼地,像富士康内迁。工厂迁移,看中的仍然是成本优势,以对冲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更是让提高劳动力收入的宏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恐怕是政府与公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双输局面。

虽然,谁都知道技术优势是国家经济增速的引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在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经济发展因素中,技术进步是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可是,技术优势又岂是旦夕之事?

其二,“刘易斯拐点”并未如某些学者预计的如期而至,我国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现象将长期存在。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引发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预期,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不完全推论。反观之,富士康在河南的工厂招工,当地应聘者队伍长达数公里,是否就此推翻“民工荒”的结论呢?据人口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口峰值将出现在本世纪中叶,这就说明至少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劳动力资源优势还将存在。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即使我们占有技术优势,劳动力的素质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瓶颈。目前,我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与发达国家普遍在40%之上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低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强调劳动力资源优势,并非为低工资张目,认可其合理性,而是想提醒,在目前这种现状下,劳动力收入提高一步到位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长期存在

8月份富士康在郑州的工厂开始运作,据报道,其员工待遇与深圳公司相差不多。与此同时,近期国内多个省市相继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内部市场机制和外部劳动保障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低工资时代”正在宣告终结。

事实上,我国一直遵循的是不均衡发展战略,体现在两方面,即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均衡与要素报酬不均衡。前者导致东部沿海地区收入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后者则导致劳动力收入水平长期低于资本投资回报率。从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无论市场内因还是政策外因都应该去助推这一趋势。

以富士康为例,其内地本部所在地的深圳,200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44.52元,但在郑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7117元。如能像媒体报道所言,郑州公司员工月薪在2500~3000元左右,就意味着郑州员工的收入水平与深圳市民已经相差不多了。

无须讳言,富士康公司内迁以及收入待遇的变化有其个案特征,但笔者认为不应因此而低估其中的样板意义,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尽管整体国内劳动力供给依然充分,但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是必然结果。学界对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具体时间不乏争议,但是季节性的“用工荒”已经多次在中国出现,表明市场供求关系已出现变化。

其二,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诉求日趋多元化,在经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精神层面和社会地位诉求将会提升。但是在既有户籍制度和住房体制制约下,制造业企业难以满足这些诉求,由此倒推企业选择内迁,并将此类员工利益诉求提前作出考虑和安排。其三,这也有助于解决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一些龙头企业的高福利待遇将直接影响当地的收入标准,并最终推动区域间工资待遇水平的一致化。

当然,也有声音认为,国内劳动力收入提升过快会侵蚀企业利润、伤害经济活力,但这样说有些站不住脚。统计显示,中国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资只是韩国的5%,巴西的17%.即使工资大幅增加,仍是全球劳动力性价比最高的地区之一,加薪不会影响制造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反倒会培养更广阔的市场。

至于经济活力问题,笔者认为,“腾笼换鸟”才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战略,以现代服务业替代制造业是必然趋势,这样就可以避免劳动力成本增长造成的潜在伤害。而在中西部地区,现代制造业建设初期的商务成本并不高,因此企业完全拥有提高工资待遇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寻找实现工资待遇提升的制度化空间。

真正需要形成的共识在于,中国的“低工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无论是政府部门、企业还是劳动者,都应该付出努力或者强化诉求,最终实现发展模式的嬗变。就此逻辑而言,“低工资时代”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