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蔡先培的儿子、科宝博洛尼CEO蔡明很得意。每次他的朋友见到他父亲，都没人猜出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不止因为外表，还有性格。我父亲年轻时篮排兼修，球场虎将，现在仍然对速度型运动情有独钟，开了游艇，70岁了还报名学开飞机，教练都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
今年73岁的科宝博洛尼董事长蔡先培很自豪。他比冯仑大23岁，比刘永好大15岁，比柳传志大8岁，和谢霆锋的爸爸谢贤同龄—-除了没有小女朋友，他的玩法，就连谢贤也比不过。他开车时速能达到200公里，打球能进入90杆，最近还新学了帆板和滑水。至于他的游艇，则是一代企业家们的客厅—-去年，柳传志坐过他驾驶的游艇，柳夫人对蔡先培说，等过两三年，老柳退休了，就来跟着你玩儿。
“八十年代我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创业的时候，柳传志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蔡先培感叹地对说，“不过，他现在一复出，就又被拴住了。”
蔡先培和柳传志同时代创业。1986年，民间发明家、工厂高级技术员蔡先培向北京钢厂打了正式报告，不再上班。“全国那么多个体户都能生存，我就算混得再差，就算是蹬三轮也能比厂里挣得多。”
这一年，蔡先培50岁，柳传志42岁。“我们这一代人精神上都非常压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已经浪费了30年生命，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如果不出来，我回首往事就是碌碌无为，就是一辈子砸锅了。我决定把中间30年忘记，我当自己是20岁—-现在我当自己是43岁。”
如果按照这种算法，蔡明现在只比他爸爸小两岁。
上阵父子兵
儿子比父亲幸运，24岁赶上小平南巡讲话，就从中科院辞职，加入了父亲的创业队伍。
父亲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刚刚从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毕业，进入北京钢厂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蔡先培的日常生活除了偷偷看，打球，动手设计能力强，就是买菜做饭。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当年的带鱼是三毛七一斤，瘦肉是九毛六一斤。
“文革期间，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过。1958年反右，我还休学过一年。我走的是白专道路，学习、打球，能不发言就不发言，需要发言就跟着别人说套话，做沉默的大多数。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内心的感受，特别反感仗势欺人。旧社会、国民党、抗日战争我都经历了，对不公平深有体会。我现在心态为什么这么好，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因为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特别坦荡，没有精神压力。”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蔡先培没有成为柳传志，但是65岁复出的柳传志说不定会羡慕他有蔡明这样的儿子。从1998年开始，蔡先培就退出了公司的实际运营，他不看财报，不开董事会，不参加融资谈判。儿子蔡明从美国进修MBA回国，提出了“生活在厨房”的概念，开始从拧水拖把、排烟罩、整体厨房向家装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领域转型。2004年，科宝博洛尼获得柳传志旗下弘毅5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他们坐在一起吃了顿饭）。2007年，摩根士丹利又注资1800万美元。有消息说，蔡明的上市时间表就在2009年。
“这一步一步，都是蔡明带动干的。”父亲说，“我们是一起创业，不存在接班。企业今天能这么好，全靠蔡明的能力。”
父亲对儿子原本没有这么大的期望。1968年12月，蔡明出生。“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第一感觉是在中国不要做知识分子，不会有好下场。我没打算让兄妹俩上大学，从来没看过他们的作业本。一个破自行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反正就是带着他们玩。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带儿子在地震棚外面踢足球—-变成野外拓展了。”
儿子从小自由生长，他的青春期比父亲的青春期有趣得多，但也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上世纪八十年代，蔡明看弗洛伊德，听迈克尔·杰克逊，跳霹雳舞，玩吉他，踢足球，打群架，看当代艺术展。他的叛逆就是对一切时髦的事物都感兴趣。
父亲年轻的时候看费尔巴哈和马列主义，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为什么后来学开飞机？那是17岁时候的梦想。1953年抗美援朝，我报名参加空军，想开美国的F86，可是出身不好，被退回来了。”
儿子年轻的时候看王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有钱人。上大学时，父亲每月给儿子72块钱的生活费。毕业进了中科院，每月工资100块钱。蔡明一边吃着猪头肉，一边看着在外企工作的大学同学在国贸的餐厅大吃大喝，他想起王朔那句经典台词：“看那些醉生梦死的人”。
蔡明不想“创富”，他要“改穷”，要追上自己想追的姑娘。1992年，蔡明出国的梦想没能实现，开始和父亲一起创业。“我这一代人比较幸运，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有点绯闻也不影响做事。”
今年7月中旬，蔡明在自己经营的会所九朝会戏楼里给父亲办了一场隆重的寿宴。他像个公关人员一样亲自张罗，场地模仿里贾母七十大寿的布置，酒席是孔宴传人操办，模仿慈禧的“万寿无疆宴”。蔡先培夫妇穿着大红对襟衣裳端坐台上，蔡明领着妻子、儿子、妹妹、妹夫磕头祝寿。
半个月后，我们在这个有天井、卧榻、戏台和庭院的地方见到了这对父子。蔡明今年41岁，但并不像个中年人。他穿着白色的阿玛尼收腰衬衫，跟里的陆涛一样，有一口滑腻的京腔。他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爷子的优势在数字和机械，我的兴趣在文化艺术。他对我的影响是精神上的，技法上没什么影响。”父亲既有赞同也没反驳，他沉默拘谨地望着镜头，像在父母的客厅里接待陌生人的孩子，并无传说和照片中的激情活力。
等儿子走开了，父亲才开口告诉我们，这是他这辈子记忆犹新的一次生日。“这么多年，就过了这么一次生日。我一直感觉儿子在爬坡，忙得没有静下心来的时候。等到以后公司上市了，请到职业经理人了，才算告一段落。”
等父亲走开了，儿子才开口告诉我们，这次生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我跟老爷子说是人均200元的消费标准，其实是人均2000元。我爸妈都怕花钱，要告诉他们2000，他们还不得疯了。”
两代人
父亲这样形容和儿子的关系：“我不算是他的偶像，他也从不向我取经。只有在带孙子的时候，我才像是他的家长。我们很少坐下来谈心，跟职业经理人似的，有事说事，没事不废话。以前每周一家人去骑一次马，最近也没骑了。”
儿子这样形容和父亲的关系：“我不是富二代。从1992年10月27日创业起，我就是法人。老爷子其实不擅长生意的逻辑，是精神领袖。搭班子，做销售，几次业务调整，都是我主导的。尤其1998年进入整体厨房行业，老爷子基本不参与了。以前还在家里跟他谈公事，后来他退出了，基本也不谈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以真理为基础，感情不轻易表露。”
父子之间最近的一次争论和父亲的二次创业有关。2000年，蔡先培在顺义承租了2000亩土地，种植上千棵速生杨树苗。2001年，他又在武汉注册了科宝林业开发公司，开发林场和育苗基地。这两年他还跑到俄罗斯弄了一大片林地。父亲的想法是，通过占领产业链的最上游（他举了汇源的朱新礼、最近中粮投资蒙牛的例子），将来可以自己供货做密度板和刨花板，在家具业立于不败之地。但由于民营企业做林业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其“晚年的梦想”一度断了现金流，“处于一个看守状态”。
儿子觉得父亲不会聚焦，像撒胡椒面一样做企业哪儿行，林业这种长期投资会成为企业上市的包袱。“激进的”父亲觉得儿子缺乏战略思维的高度，不投钱，自己被边缘化了。他赌气似地跟我们说：“我就是个傀儡。”不过他又说：“有意见的时候我从不跟他争论。人是特殊的动物，语言的争论是无用的，还是做主的人说了算吧。”
过了一会儿，老爷子又高兴起来。“工作就是玩，玩就是工作。我种树的时候，开着越野车跑遍了全中国。我自己开着飞机在森林上空巡逻，也挺高兴的。这上万亩的地，就是我自己的领地，将来弄成像布什家族的庄园一样，大家来玩综合拓展，多好！”
老爷子还放了句话：“我比儿子多活30年。按我的想法，靠林业可以做得比主业还厉害。如果快的话，我三五年之内稀里哗啦，在俄罗斯就是一个知名的林业大企业。”好消息是，其武汉林业已经获得了国开行和农发行1.2亿元的贷款，“八年抗战”总算胜利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在眼前。”
儿子没有父亲这么想得开。“做个有钱人”的梦想已经实现，但他又有了新的烦恼。有时候，他觉得挺自豪的，毕竟科宝博洛尼做到了中国橱柜行业第一。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大，挣得不够多—-“和百度李彦宏一比，当然会自卑了。”有时候，他对自己很满意，他有那么多朋友，懂得吃穿，还经常上时尚杂志和电视。有时候，他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搞得太忙了，“每天半夜两点之前的时间都已经全部安排出去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减缓的迹象。”他安慰自己说，自己做的是价值不是规模，走的是高端产品路线。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们：“在中国这个蛮荒之地，不做规模，不野蛮生长，也太不划算了吧？我觉得我没做对，应该及时做规模。”他已经把公司的一部分团队划分出去，准备做中低端的科宝博洛尼产品。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蔡明的手机响了。是章子怡打来的，邀请他参加8月9日的新片首映式。蔡明一口答应，并且马上关照秘书取消了当天的商界聚会。另外，他最近的行程表是：和团队探讨会所昆曲演出的改良，计划增加一个T台和观众互动；参与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个部长级别的庆祝活动；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邀请做评委，给新晋的本土服装设计师打分。
“我不是一个纯商人，也不是一个纯艺术家。其实从内心里，士农工商，我是想做士的。但是我不做寒士，我不做屋子后面没有游泳池的士。”他说。
这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父亲坐在他对面，没有说话。这位父亲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与时俱进”，把自己身心健康的秘密总结成50字口诀：一个平常心，一份好心情；亲近大自然，经常搞活动；不怕风雨晒，五谷果蔬肉；设定小目标，天天去奋斗；戒烟又限酒，远离黄赌毒。73岁的他，可能想不明白自己的儿子是怎么回事—-这么年轻，又这么有钱，梦想已经实现，却仍然不满足。
在最后一点上，两代人达成了一致—-“我在奋斗的过程中寻求快乐”。
访谈
达人父子问答
：你们两个为什么都是光头？
蔡明：我是因为前边头发没有了，又不想梳那样的发型，干脆剃了。老爷子光头也是我建议的，一剃，高兴死了。
蔡先培：我的光头是2007年剃的。当时我从海南回来，参加公司的千人年会，我帽子一脱，光头，就是为了向员工说明什么叫做“扁平化管理”—-减少一切中间环节，然后确认结果导向。
：你是个好父亲吗？
蔡明：从时间上来说肯定不是。
蔡先培：他基本上不黏自己的孩子。他没时间，事太多，我帮他管。现在只有看孙子的时候，我才像是他的家长。我们两个很少在一块儿，就算有什么聚会，一起吃个饭，也不过是谈事儿，很少有那种坐下来谈心的。普通人的天伦之乐很少，基本上家不成家。
：现在有家族传承的意识了吗？
蔡明：还没太有这想法。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不要我的儿子接我的班。
蔡先培：一开始我没有刻意，但是现在有了一个上市的事儿，觉得出来了一个蔡氏家族，会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权，好像进入一个比较透明、有点社会知名度的状态了，我开始考虑以后怎么基业长青，开始有这想法了。我的小孙子，别让他成为一个懦弱胆小的人—-我要培养第三代，长子长孙嘛。
：再过几年，小孩子长大了，问爸爸，奋斗是为了什么，怎么回答？
蔡先培：我觉得快乐就行。干你喜欢的事，干你感兴趣的事，不用强制。
蔡明：我干的事都是我的兴趣。我的悲哀也是这个—-我把我的兴趣全变成生意了。本来吃饭就是吃饭，但我现在做会所，吃过了的地方不能再去，得去没吃过的地儿，研究人家的菜谱，变成尝菜了。这不是一个好事。
：将来上市了，会担心自己上富豪榜吗？
蔡明：没想这事，谈不上担心。要说担心，就是它会逼着我带保镖……
蔡先培（打断）：他上了市也上不了富豪榜，他没多少钱。
蔡明：富豪榜是前500人，又不是前100人。
蔡先培：反正我将来又不需要我的孩子养活。我的财产以后100％都是要做慈善的。我现在玩命做林业、种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梦想。我晚年的梦想就是希望7年以后，到我80岁的时候，我在武汉和俄罗斯的林业项目能够做得比蔡明的主业还要厉害—-挣几十个亿、上百亿，现金流和利润不是每年增加3％-5％，而是300％-500％，然后借壳上市，打包，进行资本运作。
蔡明：老爷子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适合做诗人，做投资家，却不适合做我。
蔡先培：我1986年从钢厂出来创业，到现在也没觉得自己是个企业家。我68岁开始学开车、骑马、打高尔夫、开游艇、开飞机，我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都敢玩。
蔡明：这些我现在是玩不了。说起飞机，我想的是怎么把人家的飞机内饰项目拿下来。
蔡先培：我是很无所谓的。我干企业就是干着玩。哪天做垮了就垮了，做没了就没了，从头再来就完了。何况我还种了那么多树，我一天砍两棵树也能让你们住上窝棚。
蔡明：我做事情很谨慎，我只会拿企业的15％去冒险。我比较中庸，我不是一个纯做生意的商人，也不是一个纯艺术家。我是一个结合体。
：你们有代沟吗？
蔡明：我们不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我们之间的交谈都以真理为基础。以前在家还谈公司的事，最近有点烦了，也不谈了。我们家没有家长意志。我倒是觉得，要是有就好了。
蔡先培：从小我就是放手让他们自由发展，现在搞得他们一点家教也没有，不懂规矩。
：创业这些年，能感受得到儿子身上的变化吗？
蔡先培：这对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他跟我一样是天生的技术人员、工科生，不擅长人际关系，不过现在他好像强一点了。
蔡明：我从小就不会跟叔叔阿姨说客套话，不过现在觉得也没那么难。我有三个交际圈子，一个是投资银行；一个是企业家，最近认识了江南春，挺喜欢他；还有一个是社会文化，好多演员，就数跟章子怡聊得来。我最向往林徽因那样的“太太的客厅”。对了，我对他们三个人的绯闻也很感兴趣……金岳霖对吧？
：现在对儿子还有什么担忧吗？
蔡先培：就是希望他身体好一点，每天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要找到健身的方法，安排自己每天拿出两小时，把手机关了打球去。
蔡明：这个我已经接受了。今年我推掉了很多合作，意大利有人找我合资生产游艇，还有人找我合资做家具，我都推掉了。
蔡先培：你可以让我来做。
蔡明：真交给他，他也完了。他并不会真正做，他玩浪漫主义，甩手，必须有人具体来
操作，最后还得我来上。这个行业越做越大，没完没了，还有好多项目来找我，诱惑太多了。我现在坚决做减法，再不减就完了，死定了。
：有过中年危机吗？
蔡先培：什么叫中年危机？我什么危机也没有，我活了这么大没得过任何病痛。我是活到老学到老，有充分的激情活力。
蔡明：我现在有点年龄的紧迫感，这不就担心嘛，开始吃六味地黄丸了。刚觉得自己思想上有一定成熟度，事业上有了突破，到了人生最好的时候，但是发现很快再不用就会走下坡—-连性能力都可能会下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