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事实上,知识历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密切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传输和利用在过去和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传统经济搜集中生产取决于所用生产要素的数量,特别是劳动、资本、设备和资源,技术或知识被视为外部要素,而不是生产函数的完整组成部分.因此,当代经济学家建议改变新古典主义使用的生产函数概念,直接将"知识"要素列入其中.在经济增长的新概念里,经济增长更直接地取决于知识的投资,知识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知识还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创造革新产品和改进生产程序的能力.但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资本积累,与此相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鼓励创造新知识和在经济中传播新技术的手段,知识经济的目标是研究和应用新技术.现代经济的重心已经转移,获得新技术知识创造和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灵活性已经超过工业经济时期的看家法宝–经验与传统.因此,对于现代企业家来说,仅考虑投资、设备和传统生产要素远远不够,获取新知识、新科技、开发创新产品、培训生产创新产品的高水平专业技术劳动务更为重要.可以想象,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一场深刻的管理革命势不可免.
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
对于像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国家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不发达工业国虽然在努力缩小和发达工业国的差距,但就像尚未长大的树木马上又要被嫁接到更优质的品种上去,总会有不伦不类的感觉.同样再看看我们的管理: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农业经济的特征(我把它称为混合经济下的管理科学),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需要长期努力.
我们对管理科学的期待,首先是因为在现实的企业运行中,存在诸多的管理不科学、伪科学在中国调整、改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直是衡量管理是否科学的重要依据,为此,本届政府做出巨大的务实努力,精兵简政,既砍机构,又减冗员,力求效率上有所提高,在观念上有所突破,在职能上划分清楚.翻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一些工业部改为工业局的职能配置规定,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政企分开,不直接管理企业.不承担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查、审批职能,不下达生产或分配计划;不承担审批公司等职能.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市场主体,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维护所有者权益.但是传统的管理观念和对利益调整的恐惧与不满,使个别的工业主管部门为了不失去对原下属企业的控制,正在这些企业的头上运用行政手段成立什么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是由原工业部门中的一些行政领导担任,工作人员主要是机构改革中分流的机关人员,这种所谓的集团特别强调对下属企业的管理,包括及对领导的任免、外事出国审批、财务的监督、资本的增值等等.企业普遍认为这种管理办法比过去还要落后,还要倒退.我们似乎感到了一种带有农业经济味道的除了行使行政权力就无计可施的管理观念与行为正在向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管理科学施压.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人类不是被问题本身所困扰,而是被他们对问题的看法所困扰".解决这种困扰既要通过强有力的改革,又要清醒地计算它的代价,昼减少它的成本.管理是创造性的,但有时又可能是捏造性的;管理是成效性的,但有时又可能是毁灭性的.
以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来恒量中国企业的现状与变化,就会发现我们的差距还很大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它对管理的要求就是反应更为迅速,决策更加果断,组织更加简化,效率空前提高.反观中国企业整体水平确实难以达到这种高标准和严要求,就像现代儿童吃了某些不负责任的保健品,开始生理上的早熟,也像现代很多青年人得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塞,甚至脑供血不足等这些老年常见病一样.中国企业目前的一个主要病症可归纳为"小企业得大企业病".这些企业有上亿或几十亿的资产规模,国内可称大,但相对世界500强却是绝对的小企业.这些相对大但又绝对小的企业,在形式上级愿"摆谱".他们非常擅长按照政府机构的那一套来设置机构,管理企业.我最近去过一些知名企业或在国内号称一流的企业,发现有的公司或集团总部机关办事效率极低、机构设置重叠、工作互相掣肘、审批程序繁琐、"官气"十足,令人震惊.更值得一提的是非国有企业也在深受国有企业这种所谓"规范化管理"的影响.此外董事会与经理层的高度重合,决策与执行混为一体,集权与分权摸糊,企业对主要领导人依赖程度过大.这些现象任其发展,十分危险.
小企业害"大企业病",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缺乏清醒的评价和确切的定位.因而导致了"小人物"却以老大自居.这种意识和表现,不仅来自较为肤浅的企业领导得,而且已浸透到下属.我们在与这类企业的接触中,经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它们的售后服务人员态度很好,但公司机关办事人员却十分"牛"气(很少有像海尔那样各个职能环节都会给你提供热情而周到服务的公司).越具体的办事人员口气越大、态度越差,处处都在给人们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但实际上分分钟钟都在败坏企业的形象.更可悲的是他们却把这种"副产品"视为企业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和自豪感,这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真正该担心的是怕犯错误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企业经营观念的不断创新,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来带动企业技术与管理的不断变革,研究与开发投资在空前增加,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寻求大的发展.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1997年美国风险投资商共向1848家公司投入 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业的风险投资本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美国硅谷1997年风险资本投资额增长了 54%,新建公司大约3500家,住房开工项目创10年来最高纪录,硅谷的企业市值97年超过4500亿平均.所以,我们就会因此而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硅谷叫硅谷,而北京的中关村只能叫中关村.二者最显着的差距就是前者是理智地通过风险投资而推动高科技产业充分发展的场所,而后者只停留在一般的以电子科技商务、贸易活动为特征的"商贸中心"阶段.
按照知识经济对企业创新的要求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企业的巨大差距,差距的内核就是害怕失败.这一点我们似乎只要看看我国几家大的家电企业在产品开发方面所表现的低水平的重复与趋同,就可以找到这一答案.搞彩电的上空调、冰箱、电脑,搞冰箱的上空调、洗衣机、电视机,搞洗衣机的上冰箱,等等.那么多的企业在投资决策上都在进行别的企业已经完成的项目,尽管可能在某些性能上有所更新,但从长远看,所面临的无疑是瓣一轮的无情残杀,无论是失败的竞争,还是竞争的失败,都是对企业投入的长期浪费.
害怕失误来源于企业领导人对企业面临的环境与未来市场竞争对手分析不足,以及对自身实力的怀疑(当然也有人为的来自政府干预的原因).而他们往往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种不足和"万元一失"的决策出发点,恰恰构成我国企业领导人与国外优秀企业企业者的明显区别.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底博农所说:"要求事情在任何阶段、任何百间万元一失也许是新思想的最大障碍."作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董事长的奥尔森先生认为,"不要担心犯错误,真正该担心的是怕犯错误". 他认为他所从事的行业需要的人才,不是那些对学到的知识沾沾自喜的人,而是敢于承认无知并经常受到无知驱动的人.越害怕失败的企业往往就越害怕批评,我国有很多这样的知名企业,它们被别人总结成功经验已积习成癖,在这些企业内部管理者也可以批评生产者,但对来自外部的批评往往过于"敏感",甚至暴跳如雷, 表面上能坐得住的,心坦克也在盘算如何辩解和遮掩,动辄就扬言要打"官司".
我的工作性质使我有机会接触许多的知名企业家,在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失误,或说庆该在决策的哪方面吸取什么教训,即便承认有失误、有教训,也多是前任的或微不足道的,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担忧.目前,中国知名企业中确有一些这样文过饰非,只注重包装的企业,他们把不好的一面也像好的一面一样维护,只能花钱买表扬,却不像他们在文字和宣传上表示的还能"花我买批评".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企业联盟是一个具有更高层次、更高素质的联合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科技发展的速度更快,体系更复杂,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一个公司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它要求组织与技术共享.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胜利者,就是在知识与技术共享上领先一步者.欧洲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曾预言:谁掌握了下世纪的产品,谁就掌握了一个世纪.可罗伯特·赖克在这本名着中却提出了另一个观点:现在产生巨大价值的公司,已不再是生产那些覆盖世界的产品的公司,而往往是在两个相同或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找到联系并且解决了联系的公司.
为此,过去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再仅仅从敌对的角度来思考自己同竞争对手的关系,而是要把你认为合适的对手转变成合作伙伴.90年代特别是最近几年相继登台的跨国公司之是的战略联盟,强强携手合作,正是顺应了知识经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