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与企业管理（一）

关于“幸福感”理论

“幸福感”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恩（RobertE.Lane）提出，他是第一个将市场、民主与幸福联系起来研究的政治学者。莱恩的研究是从揭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入手的。莱恩的著作立论的基础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在1972—1994年期间，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妇女、青年、黑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感到不幸福的人更多一些（一项更新的研究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百分之四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欧洲国家，幸福指标没有明显下降，但是患忧郁症的人却在急剧增加。如果考察人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感受，情况也差不多：说自己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对工作“非常满意”，对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相当满意”，对居住地“很满意”的人都在减少。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美人要依赖药物来保持身材、提升“性”趣、帮助睡眠、清醒头脑、逃避无聊和抑制忧郁。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莱恩承认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通过分析各国的数据，他得出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结论。莱恩指出，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升会增加幸福；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升未必会增加幸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众多发达国家中，人均购买力最高的国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国家；在一国内部，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莱恩对此的解释是，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升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莱恩对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与幸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姑且不述。莱恩对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水平提升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引发了人们深入的思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的价值、人生的目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莱恩之后，随着人们对“幸福感”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不但印证了莱恩的观点（比如，研究表明，高收入的日本，韩国和近2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幸福指数在全球七个层级中竟属于最低一个层级；新加坡的收入水平是印度的82.4倍，即使不考虑汇率波动，其购买力也是印度的16.4倍，但这两国的幸福指数却旗鼓相当，且大大高于日本），而且把“国民幸福总值”（CNH）这个新概念推到重要的地位。

反思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偏重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严重的弊端。我们需要加快发展，但着眼未来，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明智的发展，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应该抛弃那种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真正把“增加国民幸福总值”作为我们的发展目标。“幸福感”理论对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很有启发意义。

“幸福感”与企业管
“幸福感”理论与企业管理有什么关系呢？按照企业文化理论，企业管理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即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美国管理学学者威廉-大内认为：管理文化的核心是使员工关心企业。既然如此，企业管理就绕不开“幸福感”这个与人密切相关的话题。那么，“幸福感”理论对于我们企业管理有何启发意义呢？在此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幸福感”理论有助于正确对待收入问题。提升员工收入能够调动其积极性，特别是在员工收入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大幅度提升收入的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提升收入与调动积极性之间所以有这样正相关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幸福感”机制的作用。但正如“幸福感”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正相关的效用是有限的。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必重视员工的收入问题。金钱很重要，它是经济基础，但它买不来幸福，它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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