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低质量、低层次农村教育积累的复杂背景，使农民工面临很多问题。农民工素质低下，教育培训困难重重，城市生活的经济社会排斥，权利意识淡薄。基于背景研究和问题的探讨，可以找到一些应对之策。从弱势关怀到强国关注，从提升人力资本和综合国力高度的关注农民工问题，应该成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战略基点；通过长线教育与短线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通过制度调整从法律制度消除歧视农民工的法律政策制度，平等对待农民工；通过社会氛围的营造和相关条件的创设让农民工对城镇生活产生认同感应该成为操作方略。
在新时期国家农民工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农民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工作无论对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农民工向城市转迁和在城市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的有效解决必在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状况了解的基础之上。为此，2006年10月至2007年2月，我们就农民工问题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排名，并适当考虑农民工聚集城市省份，在上海、北京、深圳、江苏、辽宁、山东、吉林、河南、四川、安徽、贵州进行农民工调查，共发放农民工问卷7000份，收回问卷6500份，共有6001份有效问卷；调查形式上，我们主要采取问卷和走访。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状况的背景分析
中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研究这些背景，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当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面临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农民工进城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就业市场的四峰交叠，而且第二产业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民工就业压力很大。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的低质量、低层次教育培训加剧了农民工在平等进入城市就业市场的压力，他们面临在就业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多数都被挤入低端劳动力市场。除了在法律上平等对待农民工之外，还要从观念上、心理上理解农民工，让农民工能够形成对城市的认同，促进有条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改变城乡人口结构。
（一）社会背景：劳动力过剩与素质竞争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和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村面临转移的劳动力的沉重压力，这些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需要接受必要的教育培训，这给农村教育培训带来了相应压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也面临严酷的就业市场竞争。根据调查，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经过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认为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1]。这种大规模转移是伴随高校毕业生就业、城镇新增人口就业高峰、城市下岗再就业高峰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呈现四峰交叠，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压力。根据统计，1990年、1995年、2000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别为61.4、80.5、90.5、187.7、239.1、306.8万人[2]。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分别为19140、25094、30195、35174、45906、56212万人[3]，城镇人口中一定比例的新增劳动力也面临就业。农民工由于素质相对低下，只能在低劳动力市场工作，而且许多行业还不能胜任，这也带来了相应的教育培训压力。
（二）制度背景：二元结构与贫困积累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户籍制度及相应配套制度对普通中国公民改变永久居住地进行严格限制。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1963年，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公安部把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1975年，修正的《宪法》中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法条。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确立了从农村迁往城市、从小市迁往大市的控制原则。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全国城市规划会议”为标志，国家对进入中小城市的限制开始放松。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限制进一步放松。1997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以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为标志，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2001年以来，很多省和大城市也开始允许符合某些标准的流动人口在城镇获得户口。很多省市的规定是依照教育或经济标准来决定是否批准落户城镇的。由于这些限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很有限。
（三）教育背景：质量低下与吸引力不强
今天的农村劳动力知识文化水平落后和技术缺乏与以往农村教育的发展和农村职业教育的缺乏有着必然的联系。由于农村教育长期以来的为农服务定位和基于户籍制度城乡分割，使农村教育成为英才化的追求，大多数学生没有初中和高中阶段教育的积极性，大量辍学，2002年9月到2003年4月，我们在全国六省六县（每省一县）调查发现，六县平均辍学率分别为3.78％，54.05％，28.06％，3.66％，35.55％，20.97％[4]。大量初中学生辍学反映出农村教育吸引力不强。
职业教育质量低下没有为后来农村人口转移准备好技能基础。农村职业教师的情况可以反映出农村职业教育的质量状况。2005年10月至2006年1月，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状况的调查发现，许多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缺乏。专业课教师和普通文化课教师的比例失调，文化课教师的比例普遍偏大。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职业教育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相适应，缺乏必要的工作实践能力和专业实践技能。职业教育教师参与继续教育机会少、层次低、培训形式单一、培训内容与教育教学实际脱离，追求学历达标，忽视内在质量。在调查的5省8县中，近两年内，只有26.7％的职高教师参加过地（市）级以上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30.3％从未接受过任何培训[5]。农村成人教育长期以来以扫盲工作为中心，当多数农村人口都已识字或电信发达后，农村成人教育几乎名存实亡，没有承担起培养农村成人相应技能的能力，也没有这种意识。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分析
（一）学历较低与语文素养差
必要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基础。没有相应的学历教育，没有必要的文化知识学习，会对农民工教育培训形成很大障碍。学历低成为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2003—2010年）》指出，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6]。我们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学历比2003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2003—2010年）》稍高，农民工学历均以初中毕业和初中未毕业为主，农民初中毕业的占31.8％，初中未毕业的占24.3％，农民工初中毕业的占32.7％，初中未毕业的占22.5％。有51.7％的农民认为学历太低，有49.9％的农民工认为学历太低。调查发现，25岁及25岁以下的农民，初中毕业以下的占57.0％，25岁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初中毕业以下的占30.5％。
（二）技能起点不同与整体素质较低
必要的培训是农民工进行城市工作生活所必要的，但是许多农民工在打工前往往没有机会接受培训。有研究显示，贵阳市在2001年新转移的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的人还不足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能教育的约占3.45％，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以上，而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有序转移者仅占4.3％，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市及外省用工企业要求有很大差距[7]。我们调查发现，只有12.5％的农民接受过进城打工培训，7.4％的农民工接受过进城打工培训。32.6％的农民在家里时接受过种植养殖培训，12.0％的农民工在家里时接受过种植养殖培训。多数农民工的培训都是“边干边学”形式进行的，接受企业和学校组织的培训的农民工比例较小。缺乏必要的培训预备增加了农民工的跨行业流动和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难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和有关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国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严重制约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 调查发现，43.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没有一门过硬的技术是自身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教育培训没有经济障碍和时间缺乏
43.4％的农民工认为，城市生活费用高。农民工工资收入低是困扰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调查发现，54.7％的农民工认为，“工资低”。36.9％的农民工认为，“农资贵，粮贱，不赚钱”。而农民工又要以这样低的工资收入负担家庭很大的开支，农民工家庭负担都比较重，有65.7％的农民工需要供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人。33.7％的农民工需要供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女，有16.9％的农民工需要供养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工资收入就显得更加不足。当前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使农民工的培训可能性变小。调查发现，52.0％的农民工每天劳动8—12小时，12.1％的农民工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调查发现，25.1％的农民工认为，“工作又脏又累”。有小样本调查显示出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每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有94人占调查问卷总人数94％，仅有6人的每日工作时间符合国家规定的8小时。并且70％以上的农民工反映他们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尤其是实行计件工资的企业更是如此，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建筑行业和南方的一些装配企业、玩具生产企业，有时农民工的每日工作时间竟然达到14—18小时，甚至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