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在日本，人们示人的职业面孔永远是兢兢业业、尽善尽美。他们的敬业精神可以说打动了全世界，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这种职业习惯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并且使这个民族赢得了尊重。十分巧合的是，《致加西亚的信》介绍到日本之后，日本天皇曾要求每一位企业官员、士兵乃至平民都要人手一册，这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曾经说过：“任何一家想竞争取胜的公司必须设法使每个员工敬业。”对服务业来说，这格外重要，因为公司的几乎所有价值都由每个员工提供给顾客。即使是纯粹的制造业，如果没有敬业的员工，也很难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在杰克.韦尔奇的公司，通过现代化的管理，对于人的这种高要求，已经有了一种几乎遍及全员的规模；而且，它不是让某个如罗文那样的人去单兵作战、自由发挥，而是有了量化、科学化、制度化的保证,这种保证也就是现代管理。有趣的是，管理一到真正成熟的程度，它的着眼点又从物回归到人，它同样要求从老板到每个员工，都有一种像罗文那样坚韧不拔的敬业精神和对彼此的忠诚。
但是，对于千千万万的老总们来说，如何获得员工对企业、对自己的忠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时代华纳的董事长史蒂夫.罗斯在这方面是杰出的代表，他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从来不会表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即使对底层的员工也是和蔼可亲。他不会给人妄自尊大的感觉，而且能顾及别人应有的尊严。他的得力干将达利这样描述罗斯的“亲和力”：“罗斯对周围人物的感受处处可见，他和每一位秘书都曾亲切地交谈。如果他离开时忘了向助理道再见，他会说‘天啊!我忘了说再见’，然后再折回去。如果某一天助理替他做了许多事的话，第二天就会有一打红玫瑰放在她的桌上。”为了和公司低层的员工打成一片，罗斯可以说费尽了心思。
对于手下的得力干将，罗斯赋予他们极大的自主权，他告诉他们犯错无妨，但就是不要太离谱。因此，他鼓励主管要有老板的意识。罗斯言行如一，从不干涉主管的决策，无论是否景气，他永远是他们忠实的支持者。这种亲切、温厚、如慈父般的作风完全符合他的个性，并且深入人心。当其他同行的管理阶层因流动率太高而元气大伤之际，华纳的高级主管一律长期留任。每当他的控制权受到来自合并的挑战时，他手下的主管便群起反对他的对手，从而帮助他渡过一次次的权力危机。
从员工到老总，彼此的忠诚度似乎是划了一个圆，终点与起点呼应起来.而这，不就是现代管理的精髓吗？如果说，《谁动了我的奶酪》曾被认为是“给被辞退者看的”，那么，也有人认为《致加西亚的信》是“替老板们写的”，但这两本书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管理的精髓：从《谁动了我的奶酪》到《致加西亚的信》，西方管理哲学在近一百年间的变化好像是走了一个螺旋，最后在一个“人”字上发生了奇妙的重叠。1899年，《致加西亚的信》首次出版的那一年，也是一个世纪之交。当时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美洲，工业革命在经历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以后，进入了“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但是，社会分层带来的文化冲突却日益剧烈，商业社会需要对一些基本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和定位。于是《致加西亚的信》诞生了，它以一种既偶然又必然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并且很快为社会所接受，这一点从该书传播速度和畅销程度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社会也许正在焦急等待这样一本书，来表达主流社会对重建商业道德的渴望。
然而，历史总能以它固有的方式警醒世界。100年后，在新世纪之初，美国人似乎又深刻地体验到传统商业道德缺失所带来的尴尬。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安然、世通、施乐等著名公司虚报利润的丑闻纷纷浮出水面，美国商业信誉的大厦正面临倾覆的险境。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质问：传统的商业信用何在？如果哈伯德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对于美国社会而言，突破这种困境并非没有出路，重建商业道德基础是最便捷的突破口。但是这种道德基础不仅要求商人遵纪守法，更应包括一个更加敬业、忠诚和勤奋的社会群体。由此可见，不管在任何时代，忠诚、敬业、信用都是社会良知的基础，而罗文这样的送信人，永远是每一个经理人手中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