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1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从组织到地区，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整合方式进行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各方面的利益被充分的显现出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人们被分化成了不同的阶层，即使同一阶层的人们之间，利益需求也不完全统一，个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正在由统一向分化转变。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行政管理体制下的隶属于国家的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中心任务则更多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整合正在由行政性社会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变革，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和结构的分化，要求企业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注重社会力量的发挥，以契约为基础，运用与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合作的协作型方式整合社会资源。
2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行政管理体制的协作型企业
2.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由单项制度的安排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市场经济完善，一方面要求实现政企、政资分开，减少行政管理体制的直接干预，使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不断要求有效地发挥企业宏观调控的作用。既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规则，又必须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区域协调发展和居民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由于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均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积极寻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合理的财产分配关系，科学整合利益群体，为人们进一步创造获得利益的空间。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实质性推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条件。
2.2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
“协作”顾名思义是至少两个主体的共同行动，所以，加大企业以外力量的发展是必要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决定了其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开放的的公众参与环境，积极动员与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过程中。其次，是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并加以落实。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基于历史传统和政治行政管理体制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制度环境的许多问题和困难。为了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企业应当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企业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2.3建立民主法治企业
民主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理念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要求遵循公正、合理、普遍、透明的程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以及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实行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机制；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及利益主张均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和平衡，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消化在民主过程之中并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机制得以和平解决。强化公民的参与决策的机会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企业，一方面企业本身机构的设立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行政管理体制的自由才量权也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都处在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之下；各政治主体依照法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使政治权力，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行为准则。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都通过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予以有效地调整，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都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公正、合理分配，权力的失控通过法律途径加以矫正，受侵害的权利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