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公共行政管理，即官僚制的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基础，对整个20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官僚制也面临着各种危机，官僚制作为一个理想的组织管理模型，它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契约和法制的基础上的模型，它的宗旨是注重公共行政管理的效率。其中，严密的组织设计、严格地依法办事和专业化的官员队伍是官僚制的三大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兴起后，在西方各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运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官僚制的组织形式避免了任性专断和感情用事，其基本精神与价值就是理性。正像本尼斯所指出的：“官僚制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公共行政管理的做法”。官僚制能够稳定地运转、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体系关系，也正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韦伯明确指出：“体制官僚是‘理性’性质的：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
官僚制危机的出路
既然官僚制在现时代存在着上述各种问题和不足，影响了其效率和可预计性，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重新焕发出它潜藏的活力与生机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们普遍认为，以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公共行政已无法指导现实的企业管理，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企业信任危机，企业的管理运作纷纷从传统官僚层级节制，缺乏弹性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转向市场导向的积极应变的“新公共行政管理”的统治模式。“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的理论来源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奥斯本的“企业家企业”理论，这两大理论的精髓在于将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引入公共部门管理之中，提升企业工作的效能。其核心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企业式企业，进行企业再造。“新公共行政管理”以市场、服务、效率对传统官僚制的缺乏个性、组织的僵化、臃肿以及对外界缺乏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该说，西方社会实行新公共行政管理，20多年以来，对公共部门绩效的提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克林顿自1992年执政后，其行政改革的取向就是适应市场、提升效率，增强社会活力减少官僚主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雷格斯为代表的行政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公共行政与其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一国行政模式的选择或改革取向是由本国的行政生态环境所决定的”。综观“新公共行政管理”运动产生的背景，它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社会中介组织成熟、产权制度明确、企业与企业、市场之间的界限比较明晰的基础上，并且官僚制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对比中国的行政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差别：
首先，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来看，中国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国家，同时又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现在是由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向工业化方向发展，还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当今中国，“官僚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当然，这种官僚制是指以理性和法制为特征的官僚制。
其次，分析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规则缺乏比较严重，即非规范化还普遍存在。中国虽然已经有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的行政组织，但它却不能象真正规范的韦伯式的行政组织那样运行。中国现行的官僚制的现状如下：分工不明确；职能不确定；经常无规则反复变化；随意性尤其是长官意志作用明显；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进行规范；法治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依法行政很难落实；权责划分不清、配置不当，大权小责或小权大责，甚至有权无责或无权有责的情况还比较多；公务员行为约束规则不健全，现有的约束规则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官僚制不足的表现。因此，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还不充分，还缺乏理性精神，法制、契约观念的情况下，一味地追求“灵活管理”、“弹性管理”和“放松规则”的“企业化企业”，或以临时性组织代替稳定的官僚制体系，这无异于纸上谈兵。
总之，在克服官僚制的弊端基础上，引进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合理之处，提升行政效能，使我国行政组织能更好地面对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挑战，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