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短短几十年内展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一方面，他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在巅峰时期曾垄断全美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另一方面，他笃信基督教，克勤克俭，捐款总额高达5亿美元。由此一个美国式的成功企业家样板展露无遗。而在古代中国，几百年前出现了晋商、徽商等所谓的“官商”。在现代中国，浙江人又在30年内制造了新中国的第一大商帮———浙商。作为典型的“民商”和“民本经济”的代表，他们在市场经济时代，成功地扮演了经济界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角”。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所谓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克制消费欲望＋全力积累资本”。韦伯笔下的企业家，是一个将禁欲与谋利统一起来的独特群体。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将克勤克俭视为至高的品德，将财富追逐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职。谋利是天职，是上帝的旨意，是有信仰之人应有的行为。
这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精神状态，使洛克菲勒不仅取得了经济优势，也取得了道德优势。一是在节俭中积累了资本，钱总是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不能胡乱花掉，这是洛克菲勒精神的基石。二是在克制欲望中实现了道德的提升，从以创造财富为中心转移到以创造价值为中心，为减轻社会压力、减少资源消耗做出应有的贡献，是取得社会道德认同和社会尊重的根本办法，这是洛克菲勒精神别于其他商人、商帮的重要一点。
由此可见，当经济和道德这两种力量到手以后，企业家就具有了改造和治理整个社会的前提。企业家要登上历史舞台，就需要始终保持艰苦创业，控制消费的盲目。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企业家存在缺憾，中国企业家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缺少明显的文化领袖。
追溯历史，我国曾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明朝的巅峰时期GDP占了世界的30％，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中心，也造就了官府背景大商人范蠡、吕不韦，民间背景红顶商人胡雪岩、乔致庸等等一批杰出企业家，甚至像乔致庸家族经营的企业绵延发展200年。可以说，这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本质的内在渊源。
可以说，过去那些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商人（企业家），其精神的本质———仁、义、礼、智、信，已经具备了当今我们评判中国企业家精神标准的一些雏形。可是，这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仅有“外王”的人世理性倾向，却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信念伦理，却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虽然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却又无法摆脱与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草根性”所固有的小农意识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家发展的束缚，一部分企业家会小富即安，停滞不前，恪守创业时候的经验会让这部分企业家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民本经济孕育的企业家作为一种纯市场经济的动物，会在某些时候过分地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责任，这种小农意识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关键时候，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
所以，中国缺少一个以中国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思想上的“新教”革命，中国企业家缺少一个新教革命的“禁欲＋谋利”的合成阶段，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成了“谋利＋纵欲”的合成，这一“先天不足”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当代中国开拓出成功的市场经济。很多中国企业家有发展经济的功劳，也有奢侈消费的罪过，比较纯粹的“发展性人格”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老百姓看到的是他们奢侈纵欲的一面，这是对生产性资源的耗费，他们的道德影响和社会尊严也因此而提升不起来。真理其实最简单，企业家已具备增加财富的功劳，如果怀有更高的精神信念，就会建立更加持续、稳定的价值源泉，如果生活消费再简易自然一些，就会具有道德感召力，成为真正的社会主导力量。
可喜的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中国第一商帮”———浙商，在追求首富的同时，也在追求首善，说明了中国企业家正在成功地实现转型，往好的方面发展。2006年推出的胡润慈善家排行榜上，最“乐善好施”的团队依旧是浙商，共有29位浙商入选，比以13位排名第二的广东省足足多了一倍多。李书福进入前1O强，位居第五，王振滔、胡成中、宗庆后、鲁冠球等在全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也都纷纷入榜。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正在增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力所能及承担社会责任。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这正如远大空调董事长张跃说：“企业家到一定的时候，他很像艺术家，特别是度过了温饱阶段以后，就更像艺术家，他应该把为别人带来欢乐、带来愉悦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同时把他事业里面创造性的东西、反映他智慧的东西，看成是愉悦的东西，这些都不完全是财富，更是价值。”
对中国企业家精神而言，透过洛克菲勒精神的百年历史，商业上的成就不应该是终点和惟一，应该探究最本源和价值的企业家精神。“看似谋利之外，却是谋利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