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堪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事件之一。尽管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但直到今天，这场变革以及它的历史影响仍未尘埃落定，改革尚未完成，改革之路仍然漫长。
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笔者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做过几个城市的国企改革调查，如太原、长沙、海城、漯河、合肥、肥城、台州、温州、沧州等。回顾这些报道，我对这场改革的看法同那时一样，认为这是中国整个改革事业无法跨越的一道坎，是非过不可的。一般性的经济理论，改革的理论逻辑，以及我们置身其间的经济现实，都提出了国企改革是必须要进行的。自那个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实际已经证明，这场改革在总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可以说，没有这场改革，就没有中国目前的成就。
企业史研究中的钱德勒学派的一位学者在研究日本战后兴起时写道：“产生日本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能够在创造这一奇迹的几百家公司的发展史中找到。”这位学者还说，如果说日本经济奇迹有什么窍门的话，那就是在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长达40多年内，“丝毫没有减弱的公司间的激烈竞争”。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伴随并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是企业和企业家阶层的兴起。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恢弘场景，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以及作为市场化题中应有之义的国企改革。中国最近这30年，或者说最近这18年（1991年－2009年）有什么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独特的，那当数企业家精神的兴起。企业和企业家构筑起了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同时，作为一个旁观者，最近几年来，我对这场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反思。记得在中共十五大前夕，在评论舆论形势时，我曾经写道，“可以，可以，也可以”。秦晖教授在研究中国变革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这句话，将它作为那个时期舆论的一个标本。我还作过海城国企改制的调查，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以卖为主”。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影响了一时舆论的报道及蕴涵其中的观点，确有反思的必要。实际上，即使在当时，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国企改革中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如果我的报道能够更为全面一些，将所谓的负面做法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来以形成公众的监督，或许借改革中饱私囊的情况会更少一些，围绕国企改革的争议会更少一些，国企改革的路子会更顺利一些。虽然以我微不足道的力量，不可能纠正改制中的某些错误，但至少回顾起来，会少些遗憾。
最近，在江西采访国企改革，形成了一点粗浅的印象。对江西正在推进的改革的观感，使我有机会重新梳理对于国企改制的观察和思考。这里，谈几个看法。
第一点，改革的时机选择十分重要。对一项特定的工作而言，并不是任何时间点都合适，时机有时转瞬即逝。国企改革也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与十五大前后出现的“思想解放”的舆论形势直接相关。从中央企业到地方企业，改革的热情高涨，有利的时机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同时，抓住时机，敢于决断，对于改革推进来说同样非常重要。当机会窗口打开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去抓这个机会，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如果大家都觉得改制是烫手山芋而拒绝接手，将会坐失机会。
第二点，国企改革不能单独进行，它应当是经济战略全局中的一部分。国企改革不能脱离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一个城市只有在民营经济活跃起来之后，国企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在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缺乏深厚企业家资源的地方，企业权力与市场力量过度地向着前者倾斜的地方，国企改革就不会很顺利地进行。比如河南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城市，企业改制就成为腐败的温床，连续几任主要领导都出了事，其中一位携巨款外逃了。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比较多的地方，在其他约束给定的情况下，都与民营经济发育程度较低有关。因此，民营企业家改革的展开，需要一种舆论氛围，即在全社会倡导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
第三点，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不再是白纸一张，经过三十年的探索，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也形成了若干所谓的模式。对于这些模式，我们不能迷信。因为这些所谓的模式，都不过是根据自己本地的实际、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提出来的。时过境迁，这些模式即使在本地也已经不再被提及，所以需要结合本地实际，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独立地进行探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往的改革探索都毫无价值。恰恰相反，这些经验非常重要，后发地区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做法，这样可以少走弯路，从而使改革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根据笔者观察，我国的国企改革在抽象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若干最基本的共识，概括起来，有如下四项。
1．过程民主原则。以往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过程不民主，信息不公开，决策不透明。国企职工虽然并不是企业完整意义上的主人，但是作为企业职工，他们拥有一系列权利，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对企业的全面依赖关系。但在以往一些地方的改制中，存在着由企业做主将企业卖掉的情况，故意隐瞒企业的经营情况。国企改革史的一个教训就是，在改制中，需要充分尊重职工的权利。改革方案不能秘而不宣，而是要经过广泛的讨论，可以慢一些，但不能在程序上不公正。
2．利益均衡原则。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在改革中需要权衡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不能以损害某一方为代价谋求另一方利益的最大化。比如改制中涉及到企业利益、企业职工利益、企业经营者利益、引入投资者的利益等，在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中，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如何平衡，就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挑战。同时，改制过程也是新企业诞生的过程。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出在要不要改，是不是利益受损了，而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受损的程度如何，这集中体现在新企业的股权结构中。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一般职工、中层干部、高管及主要经营者之间保持适度利益差序。即使是控股或占大股的股权结构下，也要考虑保持适度的差序，不能搞一风吹。
3．渐进退出原则。国企改革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防止出现人们利益和心理的断裂，在改制过程中要予以高度重视。在改制企业中，保留适量的国有股份，并且渐进地退出这些股份，对于职工心理的稳定是有利的。
4．依法改制原则。以往改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或者虽有相关法律，但是为了尽快改制而采取变通办法。目前，这些问题应当说已经得到克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因此在改制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法律，用法治精神指导改制。
上述四项原则是笔者接触了一些地方国企改革探索后的一得之见，未必全面，也未必准确，但如果这些原则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改制就会顺利一些，所引起的震荡就会减弱一些。
国企改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公共工程。看起来主要是转型为现代公司，因此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究其实质，改制是一个政治过程。它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广泛的政治动员、细致的政治组织和稳妥的政治安排。作为改制的主持者，企业对于改制成败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任何一家企业的改制，都是对企业执政能力的检验。在江西考察采访时，苏荣书记的一句话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国企改制中，“人民企业不能算计人民”。这就是说，在国企改制中，企业自身的利益应当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企业应当执政为民，执政为公。具体到国企改制，作为主导者的企业，应当做到公正。以往改制失败的教训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入了不合适的新投资者；或者因为信息不对称被“忽悠了”；或者因为有内幕交易，公众利益被出卖了。在国企改制中，这一条最关键，改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如果这一条成功，前面的过程存在一些问题，都可以弥补，如果这一条不成功，前面的过程再完美，也免不了出现问题。所以说，为了确保引入合适的或正确的新投资者，必须杜绝私相授受，应当主动公开信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个别人拿公众利益交换个人好处。
从全国情况来看，国企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目前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已经经过了一次改革、二次改革甚至多次改革。经过了这些改革之后，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具有了独立市场主体的意识和资格，并逐渐适应了市场环境，职业化的职业经理人也成长起来了，国有资本的身份加上市场化的手段，甚至使民营企业家重新获得了某种优越性。各地兴起的对央企的渴望，就是这种优越性的一种体现。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企的再扩张，如果发展成了“国进民退”，那就是正在酝酿新的弊端。国企扩张如果不能伴之以就业的扩大，如果形成了对民企的挤出，那么，迟早会启动新的国企改革。孤立的几家大型国企，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支柱，中国的国企改制史告诉我们，如果缺乏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国企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在广袤的平原上，只有几棵大树，剩下的只是小草，面对这样的风景，恐怕很少有人将之称作森林。企业要成长，经济要发展，需要有竞争。企业要成为大企业，需要有激烈的竞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改革之路仍然漫长，因此，仍应呼唤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