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本质上就是经济学所说的代理问题。现代公司制度下，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经理人，董事会，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社区/社会和雇员等。公司治理就是对各利益相关方矛盾与冲突的处理。
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法律法规的不同，对公司治理的理解也有区别。在对公司责任的定义上，欧洲大陆（如德国）和日本强调保护各利益相关方，包括雇员，债权人等等；而美国则更注重保护股东利益。中国在理念和模式上更接近德国和日本。
《CEO有话说》这篇文章，尽管提到了“利益相关方”这个字眼，但是其隐含的公司治理理念是美国模式。当然，他们强调了公司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从CEO的角度分析董事会，提供了研究公司治理的新视角。同时，他们的分析，都着眼于人性，分析激励机制对行为的影响，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由于CEO是公司日常运作的执行者，从CEO的角度去分析还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他们的见解实际上适用于各种体制下的公司治理。不过，尽管他们对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进行了清晰而深入的剖析，但是，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这是该文可以进一步拓展的地方。
具体来说，该文总结的第一条经验，是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维权投资者的回应。由于投资者的压力，公司董事趋于保守，对风险表现出过多的回避。这种问题，在中国也非常突出。中国的公司里，董事们获得的报酬并不高，但是，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承担的法律责任非常大。风险与收入不成比例，就使得一些优秀人士不愿意加入董事会，而且促使董事们在行为上趋于保守。
该文总结的第二条经验“做足功课，不断充电”，及第三条“要有识之士，不要名人”均符合大家的直觉，似乎是常识。不过，他们指出CEO作为董事的好处，仍值得注意。而文章中提到的“职业董事”问题，也值得重视。这种现象在中国可能较为突出。中国的教授，在整体上收入相对较低，也出现过违规担任过多家公司董事的现象。而且该文强调CEO们在董事会的作用，反对过多学术界人士的参与。
该文还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从而可能有助于投资者与CEO的沟通。比如第四点“对公司战略提出建设性意见”，就表明了CEO们并非像维权投资者所设想的那样，在董事会里塞满对自己唯唯称诺的盟友。相反，CEO希望董事们提出建设性的争论意见。该文很透彻地指出了董事会缺乏建设性建议的原因 – 人的社会行为倾向。
该文第五点“让人事变动少一些尴尬”，支持CEO任免的规范性程序，解释了为什么CEO对董事会空降继任者表示反感。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也要注意CEO对内部候选者过度的关注而可能形成的“tunnel vision”。而且，文中提到的具体问题，在中国现有的公司治理体系下，适用性有限。比如，在中国的大型国企，对CEO的任命往往来自“组织”和“上级”，并不符合该文描述的董事会选择程序。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上市的国企，在公司治理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这导致一些上市公司，甚至大型公司的CEO，对公司治理有不少误解。比如，某大型运输企业严重亏损，对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而其CEO对此进行回应时，丝毫没有提及股东，只是一再强调政府对自己的信任。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思路，自有其原因。这是公司治理体制的问题。尽管如此，该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治理制度下的利益相关方，都有启发。毕竟，各方最终的考虑还是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戴险峰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