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去年2月，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与苏格兰议会的经济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视频交流。当时一位立法委员询问他对列格坦繁荣指数（Legatum Prosperity Index）的看法，斯蒂格利茨被问得张口结舌。“额，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被问倒了，只好老实回答说，“诸如此类的指数太多了。”
确实如此。作为列格坦研究所（发布此项指数的机构）的CEO，我期望斯蒂格利茨能对这项指数略知一二。当然，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但正如他所说，近几年此类衡量国家实力和进步（或者衰退）的指数多如牛毛，让人应接不暇。这项工作不仅对关心发展的经济学家重要，对管理全球化公司的高管也至关重要。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些指数，以及那些复杂排名背后的方法论，在此提供四点观察心得。
首先，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仅仅衡量经济产量不足以让我们获得经济竞争力的“真相”，更遑论民众幸福度的“标准”。目前所有的指数都建立在这一共识之上。
我们对指数的狂热追捧应该归罪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他在1937年建议美国国会，美国需要一项单一指标，来衡量个人、公司和政府的经济产出。几年后，一项强大的度量标准，即现在为世人所熟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诞生了。当然，库兹涅茨也值得我们褒奖，因为他后来承认GDP无法全面展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时间继续往前推进。1972年，不丹新国王宣布不丹此后将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国家的发展。这种衡量标准超越了GDP的范围。1990年，联合国发布了《人类发展报告》，将性别平等、教育和健康等因素纳入其中。
此后，加利福尼亚州的梅肯研究所发布了“不透明指数”和“机会指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竞争力指数”；Social Progress Imperative发布了“社会进步指数”。德国的贝塔斯曼基金发布了“改革及状况指数”。当然，还有我们发布的列格坦繁荣指数，它通过分析主客观数据构成的89个变量和8个次指数，来描述国家的财富和幸福度。
第二，很多指数都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如果你致力于减少腐败，那就需要关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组织。如果你想要控制开支，那就参见“信用违约指数”（Default Index）。不久前，我刚跟和蔼可亲的比尔·纽科姆（Bill Neukom）共进早餐，他是微软公司的前法律总顾问。在他看来，法治是任何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石。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纽科姆在西雅图发布了“法治指数”。
第三，这场指数游戏并非简单地照猫画虎，而是要对症下药，提供指令。举个例子，《经济学人》杂志曾报道说，受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各国经商指数”的影响，过去10年间，世界各地相继兴起了2000多场自由化改革。
最后，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指数涌现出来。我最近听说了圣莫妮卡的一个指数，它让我想起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跟我说过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度过的那些夏天：“温度在华氏72度和74度（摄氏22度和23度）之间剧烈波动，每天晚上打棒球。”我看不出这个指数有什么指导性潜力，也许我需要去了解一下。(译/李茂 校/方颖)
杰弗瑞·吉德敏是列格坦研究所 （Legatum Institute）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