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我曾参加过一次流行病学研讨会，会上学者们讨论为什么受教育程度高的富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穷人寿命长。他们认为这种现象背后是严重的不公。于是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1964年美国军医署长发布吸烟有害健康的著名报告，拯救了无数生命，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先获知了这一信息，可谓无意间造成了不平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会回到那个时代阻止这份报告面世吗？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回答是：“这很难说。”我敢肯定，如果当时就此投票，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反对发布报告。
过去250年中，人类在财富和健康方面进步空前，各个年代都有新知识和新方法诞生。医疗领域最重大的发现恐怕要属疾病微生物理论。而在禁烟运动的风潮中，每一次突破性成果都至少让一部分人生活得更好，这难道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进步虽然带来了不平等，但总好过没有进步。
令我们反感的不是进步本身，而是这些进步成果不能被所有人平等地分享。美国军医署长的报告发布至今已有50年，依然有贫困者不知道吸烟对健康的危害。穷人与富人群体之间存在健康鸿沟；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因生在“错”的国家而死亡，死于那些我们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治愈的疾病上。你能对此无动于衷吗？
最大的不平等是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西北欧的一些国家曾一马当先地快速发展，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身后，由此造成的巨大差距至今依然存在。
可是，我们会因此希望工业革命不曾发生、或是忘掉细菌理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有时光机，我们更愿意让殖民主义从历史上消失。殖民主义的危害至今犹在，令被掠夺国家饱受疾病困扰，受制于不顾人民福祉的政府。
很多人把经济援助视作更正殖民主义的一种方法。但是大量援助带来的结果，正如殖民主义造成的后果一样，会阻碍贫困国家进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广泛地推广科学发现带来的福祉，确保下一轮社会进步不会再次拉大现有鸿沟。
在国际社会或本国范围内，如果运用强势地位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令弱者相对更弱，甚至进一步掠夺弱者，那么这种进步会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如果商人、律师、医生之类的成功人士用他们的成功来游说或资助政治家，使政策调整得更有利于自己，那么这种成功便不再值得称道；如果富人们只知争取自己眼中重要的东西，而不考虑他人更需要什么（比如富人通常不需要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他们就是在损害其他人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供给；如果他们阻碍穷困者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他们就是在破坏民主进程。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曾说过：“我们可以拥有民主，也可以让财富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但不可能二者兼得。”
正因如此，即使我们知道有些不平等是“良性”的，我们依然发现“不平等”的存在会引发诸多问题。一部分人率先逃离困境或许无可厚非，但若率先逃离困境的自由人回过头来阻碍其他后来者走出困境，则另当别论。（译/熊静如 校/康欣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