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由最大的投资目的国变身为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令世人惊叹。然而，中国公司的国际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韩国等东亚后起之秀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国公司的国际化是“逆水”国际化。换句话说，中国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并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品牌和管理优势。
其次，中国公司的国际化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据统计，在2009年至2012年的中国对外投资中，私有企业仅占14%，而中央国有企业占58%，地方国有企业占据28%。国有企业的投资，尤其是央企投资有很强的资源导向，而私有企业的国际化更多的是受到哭泣曲线的压力，向外寻求市场以及更加有竞争力成本。
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竞争加剧，越来越多的私有企业开始考虑走向世界。有些企业甚至想搬迁总部或在其他国家设立第二总部。从发展的眼光看，私营企业出海未来将会出现更大的浪潮。
第三，尽管中国公司足迹遍布世界，但海外投资失败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反映出了中国公司仓促出海，准备不充分的现实。
最后，因为国内制造成本迅速攀升，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不得不考虑出海，东南亚往往是它们的首选，也有许多公司开始把目光转向非洲和南美。但是，当今的全球竞争是产业链的竞争，不仅仅是单体公司的竞争。即便中国公司在国内有一定的产业链基础，但是在国际上，基本习惯于作为大的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很少有公司积极开拓国际供应链。
中国公司国际化的进程，避不开的挑战是公司必须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管理和运营能力。当下中国管理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国际化管理教育的发展
中国的MBA和EMBA管理教育，可以说在世界上发展得最快。到2013年，MBA管理教育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当MBA管理教育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落地生根时，管理教育主要是引进西方的理念，特别是美国的管理理论。
那时正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经济转轨的开始，MBA教育对于多数中国人而言，也仅仅是停留在概念认知层面，并没有考虑把MBA教育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基本上是拿来主义。
后来，随着跨国企业大举进入中国，以及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国企业和个人对MBA教育的兴趣迅速升温，MBA也有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但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后，MBA在西方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管理大师，比如明茨伯格开始质疑MBA教育过于重理论而轻实践，中国的MBA教育随之也有所降温。
尽管企业国际化的理论研究在美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是西方管理学院刚开始并没有把它作为主流课程。早期专门从事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商学院也凤毛麟角，大多商学院以某个管理专业为导向，比如哈佛大学就以领导力培养最为著名，而宾州沃顿商学院以财务管理享誉天下，斯坦福大学的创业家教育则是世界一流。
几乎所有著名商学院都以某一个或两个专业为发展重点，比如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生产和营运管理、战略管理、金融管理等等。学生在选商学院的时候，往往更看重其某一专业，因为企业常常冲着好专业去招人。
最早研究和专门从事企业国际化教育的学校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雷鸟商学院（Thunderbird School of Global Management）。其校址建立在美国空军二战中使用的训练基地，由美国退役空军准将雍特先生创建。该学院的早期是一所国际贸易学校，以外语教育为主，随后发展出三位一体的MIM（Master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教育，学生在校时间1年至1年半，学完3个系的必读和选修课程。这3个系分别是：国际管理系、国际问题系和文化语言系。学生来该校的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国际跨国公司，特别是作为它们的外派人员去到世界各地。
雷鸟商学院还有一些学生喜欢到别的国家创业。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香港的环球资源（原名是亚洲资源公司），该公司以出版为主业，比如在国内非常出名的《世界经理人》杂志。其老板和创始人就是早期雷鸟商学院毕业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就以香港为家了。
其他著名的国际管理MBA学院包括法国枫丹白露的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西班牙巴塞罗那的IESE商学院等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教授国际化经营，英文是主要教学语言。其中，INSEAD是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独立商学院之一，也是欧洲最受尊重、历年排名首位的商学院。
INSEAD成立于1957年，二战之后欧洲百废待兴，当时有两位在哈佛商学院任教的法国教授认为，欧洲的复兴需要一批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于是萌生了创办商学院的念头。经过与法国政府和投资方历时3年的反复交涉，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在法国皇室行宫所在地枫丹白露正式成立。1999年，INSEAD的亚洲校区在新加坡建成。2001年，INSEAD与美国排名第一沃顿商学院（Wharton）结成学院联盟，成为一所真正全球化的商学院。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浪潮高涨，西方国家的商学院也迅速把注意力转向培养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管理人才，很多商学院都有国际MBA教育的课程以及学位。因此，早期的国际MBA商学院随之失去了自己的市场定位优势，其差异化严重被削弱。但是，国际化经营课程却出现同质、教条化和过于偏重理论等现象。案例研究往往采用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成功案例，缺少独特的、深入浅出的、能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研究和案例。
至于中国的国际化经营管理教育，早期集中在外贸部所属的外贸学院系统。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经济交流主要通过外贸部和交通部下属的十几家专业化外贸公司，比如中国五矿、中外运等。然而，那时没有国际化经营管理教育，主要还是教授外语和贸易工作的基础知识。
到20世纪90年代初，MBA教育方兴未艾，国内比较关注国际经营管理的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其他大学重点还是放在如何引进和消化西方MBA教学的课程和经验上。中国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把注意力转到发展国际MBA的课程上来。可是同质现象随之而来，大多数国际化课程内容相仿，缺少鲜活的案例，老师的实践经验也非常有限，很多只能纸上谈兵，借着理论探讨回避实际问题的解决。
位于上海金桥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应该是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方面走在最前面的院校之一。该学院成立于1994年，最早在中国大陆开设了全英语教学的MBA课程和EMBA课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使命是：为中国培养立足本土、面向世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具有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并促进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中欧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课程和案例也带有浓厚的国际色彩。但是，即便这样一所肩负着中国走向世界使命的优秀商学院，同样没有在中国公司如何迅速走向国际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大力推广。
管理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管理教育的核心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不断创新。前面谈到中国公司国际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公司国际化的路径与西方及日韩跨国公司不尽相同，后者的成功经验或许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全盘吸收。比如说，许多中国的制造企业是通过代工发展起来的，最为突出的产业就是家用电器。当它们开始思考如何走出中国时，首先面临的就是与它们的OEM客户发生的冲突，很可能新的市场没有开发出来，反倒丢了既有的市场。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对许多中国公司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而西方的跨国公司，甚至日韩的跨国公司，它们并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挑战。
其次，中国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风险与西方跨国公司以及日韩跨国公司也有所不同。由于经商习惯及文化的不同，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成功可能会招致当地人的不满。而中国人又有以和为贵、息事宁人的传统，不太会用法律或其他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是管理学者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再者，中国公司可以在国内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一旦离开本土环境，失去赖以成长的比较优势，中国公司会面临一些特有的问题。比如，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上汽集团就低估了韩国工会的力量以及韩国国民的影响力，使其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而且损失惨重。此外，多数中国公司并不熟悉国际上已经广为流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许多中国公司仍然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一种负担，而西方跨国公司早已把企业社会责任融入其国际化的战略当中，作为企业的一个竞争优势，而不是负担。
如何让中国文化适应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是每一家中国公司和管理者面临的严肃挑战，也是管理学者与管理教育研究创新的机遇。
最后，一个优秀的国际化课程教授，应该至少熟练掌握一门主要的国际通用语言，应该创造机会深入考察中国公司在国外面临的问题和境遇，并且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应该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习俗以及文化有透彻的了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参与到中国公司国际化的过程中，去切身体会国际化所面临的挑战。
2013年9月刊的《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发表过一篇题为“Triple-Strength Leadership （《锻造跨界领导力》）”的文章，提出要解决上述难题，我们需要能够在商界、政界和社会领域游刃有余的管理人才，而不是单一领域的管理人才。当公司走向世界，这种三重领导力尤为重要。因此，中国应该对现有的MBA和EMBA国际课程教育进行改革和创新，否则就很难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