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长久以来，对于产品中化学成分的环境或健康影响，庄臣公司（SC Johnson）都会积极采取行动应对。常常在相关监管条例出台之前，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产品配方调整，尽管这样做可能不利于销售。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莎伦保鲜膜（Saran Wrap），这款产品不仅在市场上长期占据领先位置，而且是我们产品组合中最具认知度的品牌之一。
与培乐多、盘尼西林和微波炉这些历史上的标志性产品一样，莎伦保鲜膜的诞生也源于一次偶然发现。1933年，陶氏化学公司的一位实验室工作人员拉尔夫·威利（Ralph Wiley）无意中发现，从氯中提炼出干洗用的化学制品后，烧杯中会留有残渍。这些他无法去除的残渍，被他称为eonite，这个名字取自电影《小孤儿安妮》中的一种虚构材料。陶氏化学研究人员将其转化成一层绿色的光滑覆盖物，并更名为莎伦（Saran）。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用这款产品在军靴里面防潮，还它用来保护战斗机免受恶劣天气的损害。汽车制造商将其用于汽车装饰。1953年，莎伦保鲜膜首次以食物储存产品出现，1988年，庄臣公司从陶氏化学手中买下了它。
莎伦保鲜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极强的密封性，出众的微波炉安全测试也是它的一大竞争优势。在这两大特质中，聚偏二氯乙烯（PVDC）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PVDC，莎伦保鲜膜并不会优于佳能（Glad）和雷诺兹（Reynolds）的同类产品，这两家的保鲜膜不含PVDC。对于莎伦保鲜膜这样成功的产品，任何制造商在做成分调整前必定会深思熟虑和仔细研究，否则危及的不仅是产品销量，还有商家信誉。从长期战略来看，后者可能比任何一款产品的信誉都重要。然而，有时不做出改变，即使像莎伦保鲜膜这样盈利的家居必备用品，也是很有风险的。
宁求稳妥不愿涉险
在我们决定收购莎伦保鲜膜的那段时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已经开始表现出对聚氯乙烯（PVC）使用的担忧。PVC是用途广泛的一种化学材料，几乎每一个产业，诸如建筑、电子、消费性产品和包装、玩具、医疗保健、时尚以及汽车制造都会用到。像PVC和PVDC这样含有氯元素的材料，废弃后在城市垃圾焚化处焚烧时，会向大气中释放出有毒化学物质。我们的一些产品包装中就使用了这种材料。
好在我们很快就此设立一道流程，对我们使用的PVC进行重新评估。我们称这道流程为绿色名单（Greenlist）。这个在2001年启动的流程，可以说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不断努力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我们自Greenlist流程创立之初起，就对其进行各种严苛的更新升级。
通过这道流程，我们正在使用或考虑使用的材料会分成不同功能类别，比如溶剂和杀虫剂。每一种类别对应的相关标准，包括生物降解能力和人体毒性，将会对材料的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进行分级打分。一种材料只有在没有其他替代品的前提下，得分为0，1分是良好，2分是较好，3分是最佳。每一件产品的材料得分要相对平均，而且对这个产品也要一个总体评判。一旦鉴定完毕，材料成分会归入一个数据库，便于庄臣公司产品开发者在推陈出新或更改产品配方时使用。
依据Greenlist的评级标准，PVC得分为零。因此我们承诺在产品外包装中不再使用这种原料。但是，我们主要竞争对手产品使用PVC所引发的担忧，正从外包装转移到包装里的产品上。虽然莎伦保鲜膜产品实际上并不含有PVC成分，但是当时整个保鲜膜产品系列都遭遇质疑和审查，而且随着讨论的升级，PVC与PVDC两者的概念也越来越模糊。
然而，无论对PVDC的担忧是否与对PVC的担忧发生错位或混为一谈，或者人们要求制造商停用的是PVC，而未必是PVDC，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尽管大部分的决定都是权衡和发展取舍问题，但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以客户的最佳利益为行动宗旨，毕竟信任才是他们选择我们产品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我们的每一步举措都很慎重，当涉及的是材料安全性问题时，我们宁求稳妥，也不愿涉险。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把一种主要化学成分从产品配方中去除。我们已多次因考虑到化学材料对健康或环境的危害而将其弃之不用。特别是在我们引进Greenlist流程后，我们就每一种情况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处理。比如说，依据Greenlist评级，我们停用了杀虫产品中一贯采用的活性成分，尽管我们的竞争对手仍在使用这些成分。我们找到了这种活性成分的替代品，并保证了产品功效。虽然这样会产生额外费用，但这是正确的行事之道，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化学和物理知识的人，我也可以安心入眠了。
先辈的价值理念
2000年，我出任庄臣公司董事长，后来又在2004年就任CEO一职。对我来说，这不只是接管职位那么简单，我的角色是守护者，守护家族的声誉和之前4代人艰苦创建的这份遗产。我知道这意味着不仅要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还要坚守我曾祖父塞缪尔·柯蒂斯·约翰逊（Samuel Curtis Johnson）1886年创建公司时的价值理念。
我们首次单方面决定停用一种主要化学成分是在1975年。因为调查显示，气雾剂中的氟氯化碳（CFCs）可能会损害地球臭氧层。当时正值我父亲就任CEO，他下决定禁止公司全球的所有气雾剂产品使用这种成分。在他推行这一举措多年之后，政府部门才跟进并颁布禁令，规定任何产品均不得使用CFCs。
虽然这样的决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作为一家私人公司，庄臣公司无需顾及这种举措是否会影响到股东利益。当然，我们还是会公开这些决定并执行。对此举不满的不仅是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有行业的一些领导人。一次商业圆桌会议上，我父亲正在发言，一家大型化工厂的CEO就站起来，指着他生气地说，“塞缪尔，你会毁了这个行业。”
禁用CFCs是正确的，我父亲也从不后悔做出这个决定。当我们在决定莎伦保鲜膜的未来时，父亲在面对质疑者时的那种坚持深深激励着我。我们也需要做出抉择：是坚持我们认为正确的行事之道，还是采取让一个美国经典品牌开始没落的行动。因为更改莎伦保鲜膜配方中的化学成分，可能导致产品有些功能不如从前。消费者或许会对此大为失望，可能不会再信任我们公司。这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草率行事的决定。
我们可以只是停用产品包装中的PVC成分，不更改莎伦保鲜膜的产品配方。但是，我们却在2004年承诺不再出售任何含有氯成分，包括PVDC的食品包装产品。我们给研发和工程团队1年的时间，在不使用PVDC原料的情况下，尝试重新研制莎伦保鲜膜。我们指定一个专门团队，全职负责这个项目，我们也为此投入大量资金支持。
起初研发和工程团队对此非常乐观，认为能够研发出一款不含有PVDC成分的产品，而且功能不输最初的那款。后来出现了问题，为达到原产品的密封性和微波炉安全测试，需要采用多层薄膜的设置，这不仅会使保鲜膜的厚度增加过于明显（设想一下垃圾袋的厚度），而且我们需要为其配备新型的制造机器，这意味着令人望而却步的财务支出。尽管如此，团队仍在不懈努力。我们尽了所有努力，只为保持住这款产品原来的特质，然而却收效甚微。
后来，在与我们一起协作寻求解决方案的一家欧洲包装公司那里，出现了一丝转机。这家公司生产出一种不含氯的聚乙烯包装产品。我们本来对此产品寄予厚望，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像原来莎伦保鲜膜那样的收益。但我们随后的测试发现，相对之前的产品，这款保鲜膜黏合度不够好，在食物保鲜方面也很逊色，总体品质相对较低。
要收益还是要信誉？
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冒着消费者和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推行这款相比原始产品差一些的替代品；要么冒着危及我们已在消费者和其他股东那里创建多年信誉的风险，不对原始产品配方做任何变动。团队中的一些成员争辩称，我们应该继续推行原始产品，等待时机好转；而其他人则对此表示反对。
回顾1927年我曾祖父说过的话，也是贯穿我整个职业生涯的指导原则：“人的善意是生意中惟一恒久的东西，其余的皆是影子。”也就是说，信誉是一家公司能够拥有的最为重要的品质，而且是必须赢得的品质。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透明化，让公众看到我们的努力。因此，我们用重新研制的聚乙烯产品替代了最初的莎伦保鲜膜。我们清楚，相比市场上其他包装用品，这款替代品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但是我们坚信，这依然是一款有用的产品。
不出所料，莎伦保鲜膜市场份额出现下滑，从2004年的18%下降至如今的11%。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够明显，并非导致销量下滑的惟一原因。在莎伦保鲜膜更改产品配方后，我们不再以其产品优势作为宣传重点。我们也相应减少了对其营销的力度。
整个包装市场在不断萎缩，不过我们旗下品牌Ziploc的容器和包装袋以及类似产品还在增长，这样的消息还是给了我们些许安慰。考虑到目前环境和团队在重塑莎伦保鲜膜上投入的顽强努力，我不后悔这个决定。正如过去我们每一次停用一种材料，我们都会更加明确一家公司的职责所在，以及我们对庄臣公司的希望。(时青靖/译 刘铮筝/校 李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