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以国有医院为主，私营、外资医院很难在其中占到一席之地。但是，时过境迁。去年12月，中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进入医疗机构，将逐步取消对境外资本的股权比例限制。目前，有国内私人和境外投资人持股的医疗服务机构已经获准开业。对于多数企业而言，这是一则利好消息，美中互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Chindex International)的董事长李碧菁（Roberta Lipson）说道，该公司是一家面向中国市场的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商。“确实，中国政府将通过出台优惠政策，乃至提供与公立医院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来支持私人投资者，”她说道。
截至目前，外国企业在中国医疗行业的历史令人失望，德睿医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Dorenfest China Health care Group）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窦仁法（Sheldon Dorenfest，音译）说道，这家咨询公司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芝加哥。多年以来，窦仁法一直与十多家中国医院直接合作，而且访问了17个城市的100家医院，他自己从来没有担当过投资商的角色。“如果我投资了，那我的钱早就打水漂了，”他说道，“有不少外国人在私企或外企投资，其中有很多人‘血本无归’。”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现在，障碍依然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繁文缛节及招聘医务人员的难度，还有在资源及政策影响方面，公共机构较私营机构具有的巨大优势，更不消说与日俱增的公众认可度。窦仁法指出，北京国际心脏病医院(BIHH)的停业，正是外国医疗企业在中国面临的诸多困境的一个典型，他称其为“事难遂愿的典范”。2002年，来自亚利桑那心脏病学会的八名医生，以及其他六名美国医生和外国投资者，与中国的一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泰和公司(Tai He Corporation)展开合作，创建了一所拥有60个床位的合资医院。该项目享有免费土地使用权，但是在与中国的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由于不能得到这些部门的协助，因而无法启动和经营下去。
“等到项目可以落地的时候，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了，”一位熟知该项目内情的医疗咨询机构的资深经理说道，“参与该项目的外国人是触碰了‘高压线’的典型例子。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考虑得太过简单，投入资金过少，之后就陷入了资金链困境。他们融到了一些资金，但仍是杯水车薪。经营许可证到期必须更新。到了紧要关头，由于项目耗时太久，投资商弃之而去。”到2006年，该医院项目已不复存在。
让专家们担心的是，BIHH并不是一个特例，许多投资者仍在面临许多同样的挑战。目前，北京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会长彼得·刘（Peter Liu，音译）正在与美国投资者合作一个合资医院项目，他说道，“我们的项目组一直等了五、六年的时间，盼望着我们的合资医院能够开业，但是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业。”
“ 略加鼓励 ”
尽管如此，政府在2009年斥资1250亿美元进行的医疗改革正在取得成效。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享受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大多数是私企或国企的职工，这是中国制定的最明确和完善的医疗保险计划，而且面向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人群。其效果是显著的：在中国的13亿公民中，参加公共保险的人数比例已从2006年的45%增加至90%。
但是，尽管已经报销的医疗费用的深度、范围及金额已经提高，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医疗成本仍是居高不下。据国际商业观察公司（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2010年的年人均医疗开支持续增加，从143美元达到了预期的186美元(1,219元)，其中40%的医疗账单是保险费及自费开支。此外，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2007年的平均门诊就医费为136元，到2009年，该项费用增加至160元。
目前，外国企业在该行业的比例是很小的。据麦肯锡的估计，在国内20,291所医院当中，有4,200所医院是私立医院，中外合资医院仅十来家，仅占床位总数的6.5%。如今，在外商独资医院的申请提案中，只优先考虑港澳台的投资者，麦肯锡上海的合伙人、医疗业专家王晶（Jin Wang，音译）说道。
但是，所有这些变革都处在试点阶段。“到目前位置，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家外资独资医院，”刘说道，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医院管理方面拥有20多年的经验。“这是中国政府典型的做法。他们先是略加鼓励，然后试水市场，看看人们和市场的反应，然后进行评估并确定下一步行动。”在他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在最初出台的时候，离医疗专家们期望的革命性措施相去甚远。
审批程序仍然十分费时，而且牵扯到很多繁琐的手续，尽管目前投资者只需要获得省级医院企业审批即可，而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要兴建和开设一所医院，可能需要至少各个政府部门盖180个公章[审批公章]，”美中互利的李碧菁说道。作为行业的领先者，李碧菁于1993年在中国开设了第一所合资医院，名为“北京和睦家医院”。如今，这家连锁医院包括北京和上海的两所提供全面服务的门诊和住院楼，以及在广州和无锡开办有诊所，拥有在职医生160名，其中100名为外籍医生。
医生，医生！
假设外国公司可以逾越复杂无比的官僚体制，他们仍需面对许多其他挑战。麦肯锡预计，其中包括医生，目前在中国有230万医生。造成医生数量短缺的原因之一在于，一般不允许医生在一所以上的医院任职。当然，情况也在改变。例如，在昆明和广东有一些试点项目，自去年年初就开始进行变革，一些地方卫生局正在接受医生的申请，允许他们在多所医院执业。“如果没有优秀的医生，哪来更多的病人去私立医院就诊？”刘说道。
麦肯锡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董事苏慕佳（Claudia Sussmuth Dyckerhoff）对此表示同意。“想要升职的医生都愿意待在公立的三级甲等医院，他们在那里可以更加专业，积累良好的经验和更多的诊疗病例数，”她说道。她提到了中国的三级分类系统，按床位(500个床位以上)和医生数量来分，三级医院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质量也是最高的。
但是，许多医生早已在其他医疗机构兼职，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算这样，也未能使私立医院有多大起色。许多医生不愿意转入私立医院，因为他们的职称只能通过在公立医院的表现来得到提升。
除了人力资源问题以外，由于私立医院不象公立医院那样具备社会医疗保险资格，因此，前者还面临着巨大的资金障碍。“如果所有病人需要自掏腰包，或者需要有私人保险，这对于病人的整体流入量肯定是不利的，”苏慕佳指出。
如今，包括中外合资医院在内的私立医院，都已获准参加社会保险计划，但是诸如治疗费等细节仍不甚明确，而且可能需要由地方卫生局逐案审批。无论如何，社会保险的报销金额往往是极低的，因此，病人仍然需要购买私人保险，以便承担外资医院提供的服务，此等服务费用要比公立医院高出很多。
公立医疗机构还有另一个优势：它们能够享受到许多政府补贴和资金支持，而且还是免税的。由于缺少政府补贴和优惠待遇，多数非公立医院的规模都不大。普华永道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内合资医院的床位数不足50个，使其规模经济受到限制，致使它们无法满足逐渐富裕的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资金注入
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众的信任度，而这一点恰恰是私立医院需要去争取的。据《人民日报》在去年12月份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在3,174位受访者当中，有63%的受访者偏向选择公立医院而非私立医院。其中25%的受访者认为私立医院缺少专业医疗标准和职业道德，23%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具有误导性的广告的四处泛滥，使他们对私立医院心存芥蒂，而几乎同样多的受访者提出，由于不在保险范围内，私立医院的吸引力远不如公立医院。
窦仁法指出，私立医院的投资者往往缺乏医疗专业知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有些投资者兴建医院的唯一目的是能够取得土地所有权的索赔。
窦表示指出，私立医院的最大前景在于细分市场，例如牙科诊所、妇产医院、眼科医院及整容医院。许多私立医院还将其品牌定位为高端服务提供商，为付得起额外费用的病人提供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名医服务。这个细分市场特别受到外籍人员和海外华人的欢迎，他们往往对在公立医院漫长的等待时间而不胜其烦。为高端客户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包括北京和睦家医院和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百汇医疗集团（ParkwayHealth Group）。在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客户中，富人的比例占到40%，李碧菁说道。百汇医疗集团也是如此，2005年，该集团在收购了一家外资诊所World Link之后移师中国。目前，该集团已分别在上海和成都开设了7家和1家外资诊所。
据普华永道的一份题为“中国医疗体系中的新兴趋势”报告，北京和睦家医院及百汇医疗集团虽已发现了细分市场，但是除了提供门诊和有限的住院服务之外，两者取得的成功十分有限。以门诊为主的医院的收费远高于美国，而且“它们的模式专注于为购买了海外保险的外籍人员提供服务，而这些人员往往不在乎费用的高低，”在北京工作的普华永道中国的董事总经理戴维·E·伍德（David E. Wood）说道。伍德在美国和中国的医院管理及医疗咨询方面拥有30多年的经验，他表示，医疗服务提供商必须保持较高费用，以便能够支付他们从海外聘请来的医生的薪资。
伍德表示，根据他的市场调查，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群体，医疗费用不应当超出国内公立医院收费的五至七倍，而不是象面向外籍人员的医疗机构目前所收费用那样，是国内公立医院的35倍，他指出。“如果收费如此之高，医院就无法吸引国内中产阶级的病人，”伍德说道。2000年至2003年期间，他曾担任北京和睦家医院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你的医院只打算接待中国的百万富翁和外籍人员，那不如趁早停业，这样是不会有结果的。你必须将目光对准不断壮大的国内中产阶级群体。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期望，你就能取得成功。他们是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
伍德提到了他在北京新世纪国际儿童医院担任首席执行官时的经历，该医院创立于2005年，是由当地中国投资商与北京儿童医院共同创建的一所私立合资医院。“我们的定价策略是公立医院收费的五至七倍。所有医疗人员和医护人员全部是中国员工。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式，”他说道。这所医院在开业13个月之内就已经盈利，吸引了本地的中国人和外籍人员前来就医。医院配有100个床位，入住率一直保持较高在水平，伍德说道。
目前，有一所外资医院也是面向中产阶级的患者，这所医院是由美国连锁医院HCA的创始人托马斯·弗里斯特(Thomas Frist)和他的女婿查尔斯·A·艾尔肯(Charles A. Elcan)创建及领导的。通过另外一项与HCA并无关联的私人投资，他们从去年夏天开始，在宁波兴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医院，为已经参加社保的中国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为自费患者预留了一些床位。
中国医院行业的其他投资者则处于观望之中。“现在还为时过早。我还没有发现适当的投资机会，”窦仁法说道，“我认为再过两到三年，将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