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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讲师谈管理:由“民工荒”现象反思中国的劳动力优势

吉宁博士 2015年12月12日 培训讲师谈管理

“民工荒”再现沿海


 


今年初,在中国福州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5万多的农民工岗位伐人问津;去年从内陆省份青海批量输往福建泉州的400多个农民工中,留下的也不到三分之一。春节过后的23月份是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开始新一年打工生活的时候。然而今年,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却因招不到工人而无法开工。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中国“民工荒”的第一年了。英国的《经济学人》曾在200410月报道说: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1900万农民工,但仍面临着200万劳动力短缺。


 


2005年,农民工短缺现象进一步加剧,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和华北沿海地区。据广东省企业调查队2005年的春季调查显示,广东省虽然有1/3的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解决用工短缺问题,但短缺人数依然超过100万。


 


今年的“民工荒”还蔓延到内陆,波及北京、天津等地。据凤凰卫视报道,今年深圳市估计会缺40万劳动人口,广州市的缺工人数也不下40万。面对由民工荒引发的中国劳动力优势能否持续的疑问,企业培训师吉宁博士采访了几位专家学者。


 


“进城打工不如回家种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钟乃仪认为,出现“民工荒”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近年来农村收入提高,打工收入却维持原有水平,从而导致总体上“打工红利”的下降。


 


20041月,也就是中国出现“民工荒”的第一年,适逢国务院下发农业一号文件,内容包括延长土地承包时间,提高土地收益。当年有许多农民为了锁定与土地的关系,放弃城里的打工机会,回到农村。再加上由于当年粮食短缺,中央给农民以直接的种粮补贴。这三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减免农业税,提高农民收入,客观上改善了农民在家乡务农的收益,缩小了种粮与打工之间的收益差距。钟乃仪认为,“农村劳动力附加价值的上升,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的增加,进城打工不如回家种田。”


 


中国现阶段有大约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今后15年间,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即使人口增长率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一数字仍会在1.2亿—1.8亿之间浮动。理论上说,这些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流向第二、第三产业,填补城市的劳动力缺口。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霍普金斯—南京大学中美中心客座研究员余南平指出,造成企业用人短缺,原因不在于人口数量不足,而在于人口结构。由于1.5亿农村富余劳动人口的存在,劳动力供大于求仍然是中国的基本情况。然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用人是有偏好的。新增的农民工岗位大多数只适合年轻劳动力。


 


余南平举例道:“浙江省纺织工业发达,因此大量需要1825岁的年轻女性劳动力,比如绍兴地区今年就缺大量的年轻纺织女工。企业的这些用人偏好也限制了劳动力的供应。”此外,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今年, 深圳40万的劳动力缺口中,3040%是技术工人,在广州,这一比例也占到了2030%。余南平补充道:“中国农民工现在从事的大多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初级劳动,可替代性很强,随着企业技术的升级,这批劳动人口需要知识化和技能化。”


 


工资是升了还是降了


 


“民工荒”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以提高工资来吸引农民工,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劳动力廉价优势丧失的担忧。近年来,不断传出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消失的预言。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断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将在58年之后消失”;德国纽伦堡调查研究中心称中国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还能持续35年。


 


余南平说:“一直以来,农民工基础劳动力价格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且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劳动保障本应该算在劳动力成本中。”有调查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68元,如果把物价上升算在内,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可能不升反降。


 


在很多地方,企业为了压低劳动力成本,让工人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却只拿微薄的薪水。钟乃仪认为:“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由于出现了‘民工荒’而上调了工资水平,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依然没有上涨,可以说工资上调的是少数,不调整的是多数。最近有一则媒体报道,父子两代人相隔十年外出打工,却拿相同的工资。这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富余劳动力的基数大,给了用工单位以巨大的选择空间。”他继而指出,即使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1200万,也需要1520年才能稀释现在的富余劳动力,但这一假设的前提是中国经济必须保持7.5%以上的GDP增长率。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在谈到农民工的工资为何低于城市人口时提出了另外一个因素:“现阶段农民工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人为地被压低的。农民工工资之所以大大低于一般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因为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分割的、完全不同的市场。”


 


他指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制度,在客观上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农村进城就业者不能享受免费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没有劳动保障,没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权利;而他们的子女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因此在扣除了劳动保护、教育、培训等成本之后的农民工工资无疑会是十分低廉的。华民说:“在二元的经济结构下,无法要求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里人的一样。”


 


挑战亦是发展契机


 


余南平认为,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历史规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最终将反映在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增长与社会福祉的全面扩大上。即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将供大于求,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劳动力数量下降、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以及人们自我意识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是个必然趋势。同时,虽然“民工荒”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的担忧,但也为进一步发掘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提供了契机。这种担忧的背后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劳动力资源。


 


余认为:“劳动力优势不仅应体现在数量上,还应体现在质量上。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还在于‘廉智’。”中国的高学历劳动者有着无可比拟的高性价比,中国的博士劳动力价格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2。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用质量优势来代替数量优势。因为企业用人在相当程度上考虑的是劳动力的‘性价比’。如何进一步开发中国的人力资本,引导这些人力资本转化成科技创新,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才是我们面对“民工荒”现象应该思考的关键问题。”华民还指出:“我们要转变单纯依赖低廉劳动力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加大在教育上的投入。”

About 吉宁博士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