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讲师谈管理：中国的银行改革已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

2005年沃顿中国商业论坛的与会者指出，中国的国有银行——因效率低下而千疮百孔，因坏帐问题而不堪重负——严重羁绊了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经济体的前进步伐。花旗集团全球市场亚洲部的中国区董事长玮·克里斯蒂安森（Wei Christianson）发言认为：“就技术层面而言，四大国有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它们竭力提高自身的全球竞争力，但多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些银行监管不力，官僚作风盛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令人咋舌。”

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自身正在尝试进行改革，采用西方式的管理方法，同时实施谨慎的贷款标准。2003年，中国政府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储备金——此举表明，强大的中央政府已将银行改革视为首要任务。

克里斯蒂安森指出，“政府面临着保持经济增长的压力。假如金融体制不健全，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增长。”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企业发展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由银行提供。

她认为，四大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的不良贷款水平。当借款人违反最初的合同条款，不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时，该笔贷款即被划分为不良贷款。据标准普尔估计，四大银行有40%的贷款——或者约8000亿美元的贷款——属于不良贷款。中国政府坚持认为，不良贷款比率仅占25%。克里斯蒂森说，“不论比率多大，成本都相当高昂。”问题在于，多数不良贷款的都无法偿还，只能被注销为亏损。

克里斯蒂安森说，过去国有银行按照北京政府的政治指令发放贷款，而不是考虑企业的前景或者各个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这种所谓的“政策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此外，不完善的信用管理、缺乏合格的专业人员，以及不时出现的腐败现象，都是致使银行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她认为，为避免爆发97年和98年席卷亚洲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中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对银行体系进行宏观改革和对银行管理实施微观改革。

她还指出，中央政府正敦促规模较小的银行寻找战略伙伴，以此鼓励外国投资进入银行领域。迄今为止，已有11家中国银行采取了此类措施。譬如，2003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与花旗集团结盟，花旗集团购买了浦发银行5%的股份。2001年，上海银行与英国汇丰银行合作，后者在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注入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除此以外，中国还在一年半前成立了银监会。为改善国有银行的财务状况，该机构已出台了大约60个法规。

即便如此，亟待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克里斯蒂安森说。譬如，银行必须自主任命董事会和真正独立做出贷款决策。尽管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减少对银行业务的干涉，“但地方银行的决策仍然受到省级政府政策的影响，”而不是由借款人的信用所决定。银行还必须进行内部重组。“它们需要实施责任制，加强内部核查，保持贷款结构平衡，以及实施独立审计。”

目前，银行的运作结构是按照地域，而非业务分布。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地。克里斯蒂安森指出，“银行必须优化分支网络。对分支行进行分拆，关闭和合并。”

加强银行的人力资源及信息技术部门也有利于实现网络的合理化。目前中国的大型银行不按照业绩支付员工的薪酬，而且IT系统也尚不完善。“大家可能不理解银行管理者为何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进行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建行行长换了三四任。每任行长都表示，‘我要打造现代化的IT系统，’但他们走的路子各不相同。结果现在建行的IT系统非常混乱，效率非常低。”

从克里斯蒂安森的分析看，中国的银行状况似乎正在日益恶化，但她和花旗集团都认为银行的未来充满希望。她说，“花旗集团仅在上海就有1200名员工，它的后台业务也从印度迁到上海。”中国政府承诺在各个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革使她信心百倍。“改革步伐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此后的道路虽有反复，但总的方向是在前进。”

她说，银行改革同样也是一波三折。但政府改革的决心非常明确，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注资就是明证。另外，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中国银行必须在2006年与外国银行竞争。令人担忧的是，四大银行之一可能会在竞争中惨遭淘汰。但克里斯蒂安森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她说，“四大银行占有庞大的市场份额，政府会尽全力防止这种状况的发生。”

地下钱庄

中国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冯肖（音译）指出，由于中国银行效率低下，早在很久以前就滋生出一种非正规的金融行当，为无法得到政府眷顾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

他说，“供求现在很不平衡。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却得到65%的贷款。准私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但仅得到20%的贷款。”因此准私有企业不得不转向非正式的——也称为“地下”的——钱庄。这类公司遍布城乡地区，他们通常为多年打交道的客户服务，因此可以在数分钟内做出贷款决策，而在国有银行即使一切顺利，也要等上数周的时间。

冯肖指出，地下钱庄的利息收入——收取的贷款利息与支付的存款利息之间的差额——通常是银行的两倍，也就是说这种钱庄的利润比银行高得多。“国有企业有时甚至以5%、6%的利率从银行贷款，然后再以10%、12%的利率借给地下钱庄。”但据他预计，在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以及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之后，地下钱庄的影响就将式微。

他还指出，在美国，大型企业通常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募集资金。因此，商业银行不得不加紧争夺中小企业客户。而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才刚起步，大银行还没有这样的压力。“在中国，金融资产中有74.9%是银行存款，证券的比例只占3.3%。”

冯与克里斯蒂安森都对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充满信心。来自外国银行的竞争正迫使银行——在政府的督促下——进行改革。使国家的金融体系多样化也是政府自身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