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许多父母都喜欢炫耀自己的子女。有的父母甚至在简历中特别注明自己的子女。这种做法或许有失妥当。
两名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家最近在沃顿组办的会议中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指出，有子女的妇女在与资历相当的父亲或者无孩的男性和女性竞争工作时处于不利地位。本次大会题为“职业与职业转换：新经济的新证据（Careers and Career Transitions: New Evidence for a New Economy）”，由沃顿人力资源中心主办，职业顾问公司DBM提供赞助。
大会的另一篇研究报告则对另一工作群体：吸烟者进行了调查。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的研究学者指出，吸烟者得到的报酬平均少于其他员工。研究人员认为，公司的这种做法或许并无不妥，因为与不吸烟的同事相比，这部分人不太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争取晋升。
除都对工资和工作动力进行探讨外，这两篇报告并无其他相近之处，但它们都企图对人力资源经济学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详细调查：即为何员工的薪酬存在差异，即使在剔除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等因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不甚清楚。主管通常可以为各个员工的薪酬差异指出原因，但就整体数据而言，这种差异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父亲身份可加分；母亲却不行
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家谢莉·克瑞尔（Shelley Correll）和斯蒂文·伯纳德（Stephen Benard）认为，歧视生育子女的女性或许是造成薪酬差异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展试验来检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
克瑞尔和伯纳德假设一家刚成立不久的通讯公司要招聘一名主管级别的营销人员，并针对该职位编写了简历和人力资源部的备忘录。简历中包含了明显的身份证明。然后他们再为不同的竞争者增添了其他各种特征，某些简历标明应聘者曾在亲子机构工作，而另一些则标明曾在社区机构服务。人力资源部的备忘录还注明应聘者是已育还是已婚。此外，他们还利用姓名来区分应聘者的性别。有些人是典型的男性名字，有些人则用明显的女性名字。
克瑞尔和伯纳德聘用大学生来充当筛选者，告诉他们雇主的宣传对象是年轻人，所以在聘用人才时希望聆听他们的意见。他们给每位学生分发了两份简历（两名女性或两名男性；一人已育，另一人未育），并告诉他们如何对每位应聘者打分，甚至要求他们对起薪提出建议。此外，他们还要求学生写出上班时迟到几次才应该罚款。
除一项指标外，有孩女性的每项指标得分都低于其他应聘者。（评分者认为无孩男性迟到的次数最多）学生们对她们的评价是能力不足，对工作投入程度不高，获得晋升的机会最小，同时建议给予她们的起薪也较低。
有意思的是，在好几类指标中，大学生都认为无孩女性是最适合的人选，对她们的工作投入程度、能力及晋升机会都亮出了最高分。即便如此，这类女性的起薪也不是最高。起薪最高的是父亲，晋升机会拔得头筹的也是父亲。而无孩男性的结果也不太妙。他们几乎每项评分都高于母亲，但除一项外，其他所有评分都低于无孩女性。可能评分人认为他们会夜夜笙歌。
总而言之，父亲身份有助于得到工作机会，而母亲身份则起到阻碍作用。
克瑞尔和伯纳德将该结果解读为聘用中存在的“对母亲身份的惩罚”。（无孩男性或许认为也同样存在着对“浪荡公子”的报应现象）他们在题为“在求职过程中：母亲身份是否为应聘者设置了障碍？（Getting a Job: Is There a Motherhood Penalty）”的文章写道，“鉴于雇主认为母亲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和晋升机会都较低，女性遭遇的玻璃天花板部分可能是‘母亲天花板’。他们还指出，本次试验中接受评估的男性和女性完全平等，而“已育身份只对女性不利则属于明显的歧视行为”。
沃顿商学院的商业与公共政策教授布里吉特·马德里恩（Brigitte Madrian）是克瑞尔展示研究成果的会议的主持人。她并没有得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她认为克瑞尔和伯纳德的研究结果似乎有道理，但又提醒说，他们的研究结论来自对本科学生所做的试验。“显然我们还需要对专业人才聘用机构进行调查。”（克瑞尔和伯纳德在研究中指出，以上研究中本科生对应聘者的评分也折射出专业人才招聘机构的观点）。
马德里恩还指出，评分者遵循的是对工作态度的传统看法。“他们认为年轻男性不如年轻女性可靠，而父亲身份则使男人安定。有孩女性的工作不够投入，她们要早退带生病的孩子去看医生。事实是否的确如此？寻找答案的方法之一是察看员工的个人档案，病假统计、迟到早退和工作时间。”
另一种证明该研究结果的方法是将有幼孩的妇女和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譬如说上大学的妇女分开。“如果只是去看医生和开家长会，那么年长的女性应该不会受影响。”
不论运用何种理论基础，学生评分人似乎都认为母亲对工作的投入程度不高。他们认为对于在职母亲而言，养育孩子会占据本应该投入工作的时间。
吸烟员工：学习缺乏效率？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内厄姆·西奇曼（Nachum Sicherman）和伯纳德学院经济学家拉里斯·穆纳辛格（Lalith Munasinghe）对吸烟和不吸烟者进行了调查，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同样的问题，即员工付出多少努力来谋求职业发展。他们提出以是否吸烟来衡量员工取得职业进步的意愿和学习新技能的能力。他们在题为“工资变化与不受注意的不均匀性：时间偏好还是学习能力？（Wage Dynamics and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Time Preference or Learning Ability?）”中写道：吸烟者对工作的投入少于非吸烟者，因此他们掌握的技能也较少。
有些人对此结果可能感到十分惊讶。 毕竟除了偶尔抽抽烟，吸烟者与其他的员工并无太多不同。而且许多成就卓著的大人物也喜欢抽烟。加利弗利亚州州长阿诺德·斯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甚至在州长办公室门外支了一顶帐篷，方便他在工作时可以吞云吐雾。（加州禁止在政府大楼内吸烟。）
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是沃顿的管理学教授，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指出，这两位作者运用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研究方法，即采用某种有形事物（吸烟）来代替某些难以衡量，至少从宏观上难以观察的事物。“这种方法旨在了解人们的风险偏向和思考未来的意愿。吸烟显然不属于未来取向决策。”卡普利还引用了“一份公共卫生报告，说明人们了解吸烟的风险但却不以为然。”与会者还指出，独立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30%的日本人每日吸烟。在比利时、挪威和法国，该比例是29%。美国的日常烟民则占吸烟总人数的18%。
西奇曼本人也吸烟，他和穆纳辛格认为，吸烟者在某些方面可能与其他同事有所区别。譬如，吸烟者更重视眼前的享乐，而不是将来的开销。他们接受尼古丁可能导致肺癌和肺气肿等疾病的长期风险。以经济学术语而言，他们的贴现率较高，所以不太愿意进行投资，包括对健康的投资。二人写道，“越是忽略将来的人，就越看重目前的工资。”
除此以外，经济学家还提出吸烟者的学习效率可能也较低。其吸烟行为表明，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吸烟会致病，他们却仍然执迷不悟。作者写道，“如果效率高的学习者吸烟较少是因为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更透彻地理解吸烟带来的不良影响，那么这种不被人注意的学习能力差异可能是吸烟与工资增幅成反比的罪魁祸首。”
西奇曼和穆纳辛格说，“相反，效率更高的学习者则可能更愿意“在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形式上进行更多投入，包括工作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