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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师观点:谈一谈管理艺术与风格对事业的影响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1日 企业培训师观点

李广与程不识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但两个人治军的风格迥异。在这里举他们两个人做例子,是想谈一谈领导的方式与风格对事业的影响。

李广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飞将军。程不识,可能除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入主外,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其实在汉朝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两个人是齐名的。他们一个是现在河北省的太守,一个是今天山西省北部的太守。当时的太守大多是边境上的守将。

李广和他的孙子李陵都是名声很大的人物。司马迁是李陵的好朋友,司马迁由于为李陵辩护受了宫刑。李广由普通军人成为一代名将,史书说,他能叫出部下士兵的名字。李广是边郡太守,领军万人之众,他不可能叫出那么多名字来。实际上,他是和他周围的亲兵关系密切。李广训练部队以恩义相结,不重纪律,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用自由的作风,不拘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常获胜,有时即使士兵比较少,也能以少制众,反败为胜。李广时常带领少量精锐突击队突袭匈奴,有时成功,有时失败。比如有一次就被匈奴俘虏,但他夺了匈奴的马逃出来了。还有一次是用类似“空城计”的险计脱围:他自己骑着马,缓缓后退,匈奴以为这是诱敌,不敢贸然前进。其实,李广的做法不是带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匈奴时,大军五道出击,武帝不让他领导正面的军队,只让他率领辅助部队,未尝没有道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的悲剧,造成他的英雄事迹的传诵。

李广的孙子李陵带五千名荆楚健儿出塞。这些汉军都是步卒,无法和匈奴的骑兵对抗。李陵率军从居延(在今天的额济纳河流域)出发,进入大漠,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李陵的敌人是匈奴的右贤王,他的部队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很强,李陵要想取得胜利是极其困难的。最后他的五千人的军队覆灭,他本人也被俘了。李广和李陵作战很勇敢,但靠个人英雄主义无法打赢一场大的战争,这不是统帅的做法。作战不是逞强,不是炫耀自己。要论作为一个指挥官,李广和李陵都是不够格的。

程不识和李广、李陵相比,有鲜明的特点。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纪律训练,分成部伍,有职责明确的层层级级的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处在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戒备状态。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前面一定有斥候,左右一定有掩护,一队一队互相呼应,互相照管,安营扎寨很有章法。行动起来,全军一起行动;扎下营来,敌人冲不动。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但他自己也没有取得过重大的胜利。程不识应当算是极为稳重的将领。在西汉,人们都知道程不识是名将,因为他战不败。而李广呢,不是大胜,就是大败,就好比在赌场赌钱,不是大赢,就是大输。程不识则能够不断地积累胜利。

李广、程不识代表了两种指挥管理艺术的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两个人之间难作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来说,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以顶五万人来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不至于轻易被打垮的。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所以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句话说,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到第二级,无法下达到第三级以下。这样的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

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具体说来,居上风的时候,李广的军队较容易成功。平常的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是适当地调和这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是另一门大学问。从一般情况来看,如果我们不知道眼下的局势如何,还是选择程不识那种类型的人才或者采取程不识那样行事的作风比较稳妥一些。
唐太宗与明太祖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皇帝,但他们创建帝业的方式、施政的风格却有极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这两位皇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管理艺术风格、决策方式对国家造成的巨大影响。

唐太宗的大业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另一支则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首,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汉人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进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乡土,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山东士族却仍有生命力。山东豪杰是在隋末混乱的形势下崛起的寒门地主武装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的社会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胀的山东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统一之前南朝以文学见长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政治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士族。他能够利用上述政治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他重用魏征,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徽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魏征为李世民所用,能够“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

从企业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同样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针对各个官僚集团,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唐朝在中央继续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事。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宫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是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官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三家:分别为大理寺,这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主治。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徽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诸葛亮是琅琊人,东汉末年,他随叔父诸葛玄投奔荆州刘表,隐居在南阳隆中(在今天的湖北襄樊西面),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刘备听说他的大名,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成为刘备的主要辅佐。他游说东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诸葛亮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的统治,夺得益州。刘备出征,诸葛亮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称帝后,他任丞相。刘备病重,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诸葛亮。

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艺术风格蜀汉是几拨人搞起来的。一拨是刘备的旧部,包括李岩这些人;一拨是荆襄集团,这是和诸葛亮最亲密的;另一小块是西北凉州的军人集团,前期是马超兄弟,后期是从曹魏投降来的姜维。蜀汉建立后,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所谓“九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收伏了孟获,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这是很大的官,相当于副宰相。这几部分人互不统属,怎样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很不容易。诸葛亮用信赏必罚的做法保证一定的纪律,以法家的观念治国。在他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诸葛亮在开发四川初期就带去许多干部与当地势力结合,他自己兼任丞相和益州牧两项职务,作为沟通的桥梁,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刘备带进四川的荆襄人士很少,诸葛亮只能给予当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权力。但是,如果权力完全被地方势力所把持,那么中央就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使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他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做征伐中原的本钱。例如,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毫不容情。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也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诸葛亮的领导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从来不为了个人私利滥用职权,他定的法律连他的儿子、侄子和最亲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样惩罚。诸葛亮信奉申韩法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将其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诸葛亮治蜀很严,这种严是严明,不是严酷。所以他处罚别人,被罚的人没有什么怨言。比如李岩就是“虽死无怨”。严而明,是他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严而明之后便是诚而信,他对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他一定严加惩罚,决不宽待。有人认为他是法家作风,不是儒家。

诸葛亮的管理艺术风格混合了儒家、法家的特点,实际上,汉朝时法家和儒家已经混合得很厉害了。他强调人为,看重事功。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是蜀汉地方太小,这就像企业的市场太小,没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和强大的对手竞争。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呼风唤雨的诸葛亮不是历史上的诸葛亮。陈寿在《三国志》中说用兵、将略非诸葛亮所长,这就和《三国演义》很不一样。在小说里,诸葛亮是用兵如神的。陈寿说诸葛亮真正的长处是治国。诸葛亮退兵后,曹魏的司马懿去参观诸葛亮的营垒。古代驻军做饭要搭灶,根据灶的布置就能够知道军队是如何管理的。司马懿看到,诸葛亮军营的布置井然有序。

诸葛亮治蜀很成功,成功得简直具有某种传奇性。以至于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传说,老辈的四川人爱在头上裹块白布,是在给诸葛亮戴孝,这个孝一直戴了一千多年。诸葛亮留下的制度直到蜀汉亡掉仍然存在。他的那套制度、规范维持时间很长,任何取得四川盆地统治权的力量都离不开这套规矩。四川大族不能像江南那样嚣张,读书很受重视,文化气氛很浓。
王导和诸葛亮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东晋开国的功臣,就是在他执政期间,脆弱的东晋小朝廷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立国时期。王导是琅琊临沂人(在今山东临沂的北面)。琅琊王氏是山东士族之冠。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王导劝琅琊王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回封国。后来司马睿移镇建业(即建康),成为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导为其谋主。江南的顾、陆、朱、张、沈、周等地方士族,轻视避难南下的“伧父”(南人对北人的戏称),而司马睿又是晋皇室疏属,声望不高,甚至江州刺史华轶也不肯听命。王导除选取避难南下的名士为属官外,首先劝司马睿虚心吸引各方人士,特别是优礼江南士族以维系人心。乘三月初三举行重大典礼的机会,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盛具威仪,而王导、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骑马随从,以提升司马睿的威望。同时王导竭力笼络江东士族,主动拜访江南首望顾荣、贺循,司马睿命他们参与军府政事。荣、循应命,转相荐引江南的其他名流,司马睿才得以站稳脚跟。王导外倚扬州刺史王敦的实力,内则利用荆州扬州局势稳定、户口殷实的经济条件,协同江南士族,希图一起“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司马睿视王导为萧何,朝野号为“仲父”。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即晋王位,任王导为丞相。次年,晋王称帝,百官朝贺,命王导升御床共坐,他再三固辞。由于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翼戴之功居多,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后来王导的哥哥王敦从荆州举兵反晋,有大臣劝晋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元帝始终没有加以处罚。元帝死后,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明帝死,他又和庾亮等受遗诏一起辅佐幼主成帝。苏峻起兵,建康被焚。叛乱平定后,朝中的一些大臣建议迁都,王导则主张镇之以静,力排众议。他历任元、明、成三帝丞相,稳定了东晋的偏安政权,从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

王导的领导作风和诸葛亮有很大不同。他为政宽简,对士族息事宁人,自奉俭约,仓无储谷,衣不重帛。东晋初期,土、客的斗争相当激烈。王敦率兵东下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诛杀当地的领袖。所谓的“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江东大族的领袖周伯仁就是这次被杀死的。王导面对的局势和诸葛亮相似,国内有几支不同的力量,比如有北方南来的“流民帅”,有长江中上游的军人集团。当时江东大族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占尽了土地,渡江东来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带发展。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亦颇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汉人流民,组织武装集团开拓,他们的领袖号称“流民帅”,都不是原来有名的大族。这些在内陆的新建势力,也逐渐发展为相当独立的地方势力。上述各个集团都不是中央可以有效指挥的。面对分立的各派力量,南方势力觉得受到了北人的压迫。王导的做法是:尽力避免冲突,少干预原有的地方势力,保持南方势力的权威,不使原有势力感到威胁,甚至给予那些地方大族某些特权,以此来寻求南北大族之间的合作。东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相当松散,只在缝隙中安插进北方势力;同时把一些南方势力的代表选入中央,参与中央的决策,容忍南方势力较多地介入中央事务。在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下,东晋的外来大族和当地大族,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形成南人北人共治的局面。根据《世说新语》,王导几乎每天都与各派人士会面、聚饮,刻意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王导以他个人的威望,将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

琅琊王氏最早是在山东地区,当地流行道教,是新兴道教的根据地之一。王导并不信仰道教,但他有道家的思想。王导采用的不是诸葛亮儒法并用的办法,而是有些像道家:他调和各派,与每一个派别交好。

王导的继任是谢家的谢安等人,基本上对王导的做法保持不变。于是,江浙一带能够有较长时期的稳定。不足的是,江南的稳定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事关系。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大族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是军人得势。“镇之以静”的措施有它的作用,也有它的局限。这里面也有些权谋的成分。王敦率兵一路打过来,没有他弟弟王导的默许是不可能的。王敦打来了,他又不逃。周伯仁可以不死,王导一句话就可以救他,但王导就是不救。这些事情都是跟王导有关系的。他还是很有权谋的。道家的思想里头权谋的因素不少。总体来看,王导施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特点,他息事宁人,善于调和南来北人集团和江南土著力量的矛盾,为东晋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整个南朝的历史没有特别的繁荣强盛,但也一直没有崩溃。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