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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培训师观点:国有企业高管从政应做好哪些准备

企业培训师吉宁 2015年12月11日 企业培训师观点

自中共十七大之后,人事调整中更多民营企业家CEO步入政坛出任地方党政要职以来,社会各界对这种所谓“商而优则仕”的趋向,对这样一个从商场转战官场的群体,就有过热烈的关注和讨论。最近,“民营企业家高管”摇身一变成为“封疆大吏”的现象更加频繁,更加引人注目,有舆论甚至认为这标志着民营企业家高管将主宰中国政坛。但人们更多的疑惑是,这些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深谙成本核算之道,崇尚追求利润最大化基本理念,在做大做强企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经济界影响巨大的曾经的杰出企业家,真的能成为不是侵害人民利益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流的政治家吗?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国官场今后的政治生态?会否加剧本就是垄断企业性质的很多地方企业的企业化?又能否有利于地方企业融资平台债务危机问题的解决?

  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4月7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企业的目标,政策的制订、执行都是要本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来推动。但企业却是在市场中运行的经济实体,其管理和政策目标或价值目标,都与企业目标大相径庭。因此,只有企业家才能管好企业,只有政治家才能管好企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民营企业家高管:从政应程序上合法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民营企业家高管从政之优劣?

  竹立家:首先,民营企业家高管从政在程序上或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是否合适,这应是我们要关注和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从国外来看,比如在西方国家,拿美国来说,他们有一个高级公务员蓄水池。在他们那里,公务员被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别,前者是通过选举任职的官员;后者是通过考试任职的官员,并要一步一步才能熬到副部级阶层,这个群体流动性比较大,并有所谓高级公务员协会之类的组织,以方便当选的总统或部长等高级政务官从中挑选自己看中的干部或副手。

  所以,从理论上讲,当今世界,无论中外,高级公务员的流动性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流动必须与《公务员法》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相符合、相一致,而不是相冲突,这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

  中国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1999年中央发文取消民营企业家行政级别,随后又发文称44家大型民营企业家老总享受部级干部待遇。从理论上和程序上看,中国民营企业家老总已不属于公务员序列,而属于介于管理高官或技术高官两个序列之间的高官,但他们的工资福利等待遇要远远高于企业中相同级别官员的待遇。

  这些享受极高待遇的民营企业家老总在企业界工作多年之后,又回到政界工作,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和法律法规?

  对于那些本不属于公务员序列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国民营企业家高管,转任公务员之后,程序上应该有什么要求?能否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加以规范以实现某个人从企业家到企业高官的转变?现代世界,程序是至关重要的,程序正确,一般来说结果才能正确。

  其次,这些人回到政界之后,对于政界那些已苦熬多年到达一定程度的高级官员有什么影响?

  政界的工资待遇等即便是部级领导年薪也不过十多万,不到20万,与这些人任民营企业家高管时动辄上百万以上的年薪差别巨大,由此来看,他们的回归政界,对于其他高官心理上有无冲击?

  因此,我的观点是,高级干部在企业界、学术界、政界之间相互流动,如果形成一种趋势,就必须对民营企业家高管薪资福利等实行公务员化。

  第三,由于现代世界是一个高度精细化的世界,换句话说,就是隔行如隔山,过去传统社会里,或许可以用万金油式的干部,但现代社会治理的专业化要求非常高,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应再是培养万金油式的干部,而是培养专业化干部。企业的工作与企业的工作,差别巨大,一个人可能当好企业老总,却未必能当好企业领导。

  最大的区别在于,企业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企业的目标,政策的制订、执行都是要本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来推动。但企业却是在市场中运行的经济实体,其管理和政策目标或价值目标,都与企业目标大相径庭。

  因此,只有企业家才能管好企业,只有政治家才能管好企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第四,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不要以为在企业干得好的人,在企业一定也能干得好。我们党选人用人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其中“以德为先”这是对于企业干部、企业公务员而言的。所谓“德”,就是一种公共精神,就是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勇于负责、勇于奉献的精神。经过长期培养,有许多中高级公务员已经具备这种精神或素质。而企业是另一种运行模式。一个在企业里工作了十年八年的人,会形成不同于企业公务员的品质和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这方面的差别,也比较大。

  二、干部管理:传统思维应有改变

  《华夏时报》:您不认为经过市场历练的民营企业家高管可以给企业带来活力吗?

  竹立家:如果不考虑专业背景,容易在选人用人过程中,选用那些不很合适的干部。至于有人说,民营企业家高管经过在市场体系里摸爬滚打,熟悉管理,任职企业高官后,能够增加企业更多的活力,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一点道理也没有。

  第一,企业管理与企业管理,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是两回事。第二,给公务员队伍带来活力的说法也不靠谱。公务员队伍的活力,靠的是改革意识和改革政策来指导,来内化为公务员对民族复兴与国家大业的奉献和责任精神。而不是靠几个企业家的到来就可以带动的。

  《华夏时报》:人们看到,自李源朝担任中共组织部长以后,民营企业家领导转任地方党政要职的现象越来越多,您认为其中有着怎样的背景?

  竹立家:我个人认为,这还是源于中国干部队伍管理上传统的思维方式。过去总强调要任用有经验的、在各个岗位上经过锻炼的干部,尤其文革前后,厂长经理与地方干部交流互换的现象很常见。这种传统思维已不适应科技高度发展、社会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的当代社会要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知识积累丰厚、有胸襟、有眼光、有能力的干部,而不能单纯强调有经验。现代社会里,经验的意义已经不大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管理层的知识水平相当关键。决策正确与否,与知识、胸襟、世界眼光都密切相关。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民营企业家高管从政对实现建设服务型企业的目标十分有利”,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竹立家:这也是无稽之谈。服务型企业首先是一种制度体系,而不是靠某个人来建立的,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人治的思维方式。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服务型企业,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和制度体系建设,在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以为那些到过世界很多国家的民营企业家CEO能够建设好服务型企业,这种想法很不现实。这些人长期在企业工作,其思维方式可能就是市场行为的思维方式,或许反而并不重视公共服务,或许可能反而更重视对GDP的追求。

  我们看到,目前相当一部分地方企业的严重问题在于其公司化倾向,曾经的“民营企业家CEO”们变身为政治家之后,是不是可能反而会加剧这种倾向?

  三、进入政界:五个转化必不可少

  《华夏时报》:从商场到官场,从企业家到政治家,从经营企业到服务政界,要跨越基本理念全然不同的领域——成功实现这样的转变和跨越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竹立家:第一,价值理念要跨越。要从为企业服务、能赚钱就好的理念,跨越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必须具备的价值观念。一切看人民满意不满意,这个价值观念必须树立。

  其次,政策水平要跨越。必须熟悉国家的大政方针、改革思路、企业和社会治理以及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管理方式要跨越。企业管理毕竟与企业管理是两回事。

  第四,道德水平上要跨越。企业官员特别是企业高官,应是社会的道德标杆。官德化于民德,这是中国的传统。作为企业家,对此要求可能未必很高,但作为企业高官,其道德形象必须有彻底的转变。

  第五,执政理念的跨越。过去是为企业服务,现在则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原则行事。

  《华夏时报》:您认为民营企业家CEO的企业家特质是否可能有利于地方企业融资平台债务危机问题的解决?

  竹立家:不可能。地方企业的债务危机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而且融资平台越做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依靠这些曾经的民营企业家CEO的企业家担任地方要职,首先,这些CEO是否是所谓的企业家,本身就存疑,因为他并非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其次,如果他真的是企业家,则多年形成的习惯思维反倒可能会促使他的GDP冲动更强一些。

  《华夏时报》:如何在有力和有效地约束各级官员的制度安排上,推行必要的新举措来应对政坛上出现的这种新趋势,从而避免所谓“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企业更深度地滑入单纯追求效率的泥淖”?

  竹立家:民营企业家领导转任地方党政要职是过去传统的干部管理方式的一种延续,我们不应做过分的解读。

  传统意义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仍具有行政单位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企业的一部分。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独立运行的经济实体。

  对于民营企业家高管从政,我的观点是,首先,不反对;二,必须对民营企业家高管这个层级或身份,重新界定。因为他们都是被任命的,所以其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应按公务员标准对待,而不应向国外企业或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CEO看齐。否则,他们在市场体系里转一圈之后又回到企业体系,我很担心他们会对企业体系中服务的现有高官,产生思想情绪上的冲击。

  《华夏时报》:您是说这些人即便是杰出的企业家却未必一定能成为不是侵害人民利益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流的政治家吗?

  竹立家:这些人即便是杰出的企业家,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优秀的企业高官,但他如果实现了我刚才所说的五个转化,就有可能不会把陈同海那样的民营企业家高管的一些不好的作风带到企业中来。

  四、事业单位高官从政:有益官场生态

  《华夏时报》:民营企业家CEO从政将如何影响中国官场今后的政治生态?

  竹立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制约,如果没能实现我刚才所说的五个转化,则对于今后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肯定有负面影响。

  《华夏时报》:您是否可以预测一下,2到3年之内,相关制度或法律法规有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竹立家:我相信,我们在政界、学界、企业界高级官员的互换方面,如果再要加大力度,就必须要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与《公务员法》、《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相适应的二级、三级法规,来规范或程序化干部流转工作的全过程,否则的话,容易造成社会上产生一些疑惑和不理解,以及在企业中造成一些官员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我倒是主张一些事业单位的高官比如一些大学校长、知名的专家学者等,可与企业高官互换任职,这些人的工资福利水平等各个方面都与企业高官基本相当。在国外,这类交换比较多。在美国,比如那些大型的国有机构的领导人,才有可能进入高级公务员蓄水池,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与同级别公务员持平。在中国,民营企业家高管薪资福利水平这几年来已经远超企业高官的薪资福利水平。所以,二者互换任职容易产生各种不良后果。

About 企业培训师吉宁

真正的实战派企业培训师,长期致力于人力资本、公司行为、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及领导力发展等组织实践与研究,数十年来参与及主持过的管理咨询项目累计逾千次;受邀主讲过的各类企业培训课程累计逾万次。吉宁老师还主导编写了12Reads系列等知名管理培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