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宁博士观点
茱莉亚·科比（Julia Kirby）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总监。今年5月，她在《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网发表了一篇名为《10点睡觉，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and Get to Bed by 10:00）的文章，号召商业精英加入并推动“健康睡眠运动”。
茱莉亚在文中说，睡眠不足导致员工身体状况不佳、精神不济、效率低下、创造力不够，这既是拜大企业的工作压力所赐，也最终将损害企业自身的发展。因此，商业精英有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健康睡眠运动”——从自己的企业开始，建立相应的文化和制度，把员工从夜晚和周末加班中拯救出来，还他们足够的睡眠。商界拥有最庞大的雇员，只有他们的参与和践行，才能让整个社会回归“健康睡眠”的理念和状态。《哈佛商业评论》网站已发表多篇关于“健康睡眠”的文章、研究报告与相关书籍介绍；茱莉亚本人也积极参与由哈佛医学院和其他机构发起的相关活动，号召更多人一起行动起来。
在《哈佛商业评论》编辑部，像茱莉亚这样极力推动商界参与某些社会活动的做法非常普遍和常见，因为《哈佛商业评论》始终深信“有效的管理是一种正能量”（Effective management can be a force for good）。早在 1922年，哈佛商学院第二任院长华莱士·多纳姆（Wallace B. Donham）先生创办《哈佛商业评论》时就强调：“培养和发展更多具有社会意识的商务人士是商业世界的核心问题。”这点在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 Crainer）的经典之作《管理百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书中提及《哈佛商业评论》的诸多传世文章可见一斑。
“管理”不是企业的附属或束缚，而是其核心竞争力和长久生命力的基础。而且，好管理不仅帮助企业家实现基业常青的梦想，更能为整个社会进步调动资源、贡献力量。在《管理百年》中，作者铺陈开的不仅是一部现代管理学史，更是一部现代商业进化史：从现代管理的源头——大工业时代开始对“科学管理”的推崇，到梅奥博士对生产线上“人”的发现，德鲁克对企业、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机构”的发现和界定，再到职场对女性潜能和利益的关切——克雷纳在这本书中以清晰的脉络、简洁又生动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西方（也包括日本）企业的实践，及其在西方社会催生和滋养的一批了不起的企业家、管理的信徒与思想大师。他们突破性的理念在过去100年不断演化、更新、自我颠覆和超越，不仅造就了一批屹立百年而不倒的伟大企业、支撑了美国的崛起与日本在二战战败后的复苏，更从个人生活的一点一滴、各个方面推进了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人性化。
遗憾的是，《管理百年》书写的这部现代管理学史，严格地说是一部西方现代管理学史。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消费者和最大的市场，但它对现代管理学的惟一贡献却是我们遥远的祖先——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当代中国无论商学界还是企业界，都还没有输送到西方足以影响全球的管理理念。从现代管理学宗师德鲁克，到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再到近20年影响最大的“颠覆式创新之父”克里斯坦森；从GE、IBM、可口可乐，到谷歌、苹果和Facebook，这些深刻改变了企业运营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大思想家和卓越企业，都不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20世纪的中国不仅错过了工业革命，也远离整个管理世纪——管理成为专门学科的20世纪，被克雷纳称为“有趣、创新和进步的100年”，而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被意识形态主宰的泛政治化的100年。
这正是《管理百年》的意义，也是中国读者尤其需要阅读本书的原因。因为在中国，“管理”被误解和低估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
一家著名商业媒体的编辑好友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管理什么的我最讨厌了。”另一位我所敬仰的大思想家的杰出弟子跟我说：“管理是真实的学问，但没什么大学问，组织理论就够了。”我的团队里一位年轻貌美聪明伶俐的同事告诉我：“管理这个词不够性感。”而一群高管们在社交媒体上接力般地说：让那些辞职的人都快点滚蛋吧，地球没了谁都照样转……
所以，你能想象，当本书作者克雷纳一再追问我：谁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时，我有多为难。
对管理严重缺乏常识、缺乏认知的状况，与中国的现实有关。放松管制和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扩张，释放了中国企业的活力，造就了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持续30多年的经济上升期，让中国的企业家们更着迷于外向型的投资、扩张、布局，而不是内部管理，比如产品研发、技术突破、客户服务、创新、品牌、销售、人才激励和培养、战略和企业文化等。
赚钱有多容易，管理就有多混乱。这样的结果造成中国有的是亿万富翁和规模上的巨无霸企业，但并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人人都在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更没有多少历经经济周期、时代变迁、行业整合而屹立不倒的金字招牌。中国市场还处在冯仑所说的野蛮竞争的年代，尤其是本土企业，大都赤脚上阵，从没穿过“现代管理的鞋子”，根本不知道穿一双好鞋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好消息是，经过之前30年的市场开放、资源累积、商业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加之经济进入平缓甚至下行周期对企业造成的压力，这些都迫使中国在21世纪迎来属于自己的“管理世纪”。
当下的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富活力与机会的新兴市场，也是积累了最复杂难题的转型社会，无论是经济增长面临的发展模式转型、提高效率与创造力、获得全球性视野与竞争力；还是社会层面的两极分化、阶层冲突剧烈，都需要极具超越性与颠覆性、理性且良性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正是商业世界的核心价值和取向，正是企业家群体不能推脱的使命，正是管理的用武之地。
那么，“管理”究竟是什么？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中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他说定义管理实在太难，它是一门专业、一种职业，它是衡量企业卓越与否的尺度，但它又超越商业，无所不包。
《财经》杂志副主编马克最近转述给我一句话，是中欧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苏锡嘉对管理的定义。他说，真善美和假恶丑是人性的两面，管理的本质，是在你公司的小环境里，创造一个激发人性真善美一面的文化。
我非常喜欢这句对“管理”本质简洁又切中要害的解释。姑且让我基于这句话与《管理百年》这本书，给“管理”一个更充分而全面的界定：
管理，尤其是现代良性管理，不仅是确保企业正常运转、健康发展、基业常青的基本工具，也是推动技术升级、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燃料，更是发现人、提升个人价值、激发和释放个人创造力与想象力，并最终让个人获得成就感、尊严和自由的核心保障。
枯燥地说，管理是冰冷繁复的工具，让一切得以运转和实现；浪漫地说，管理是莫扎特的钢琴、达芬奇的笔，让所有伟大的创意、天才的灵感变为可见的成果，让梦想真正照进现实——这是与民主、自由、繁荣、独立这些理念殊途同归的普世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梦”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全球梦，都必须穿上“管理的鞋子”，才能以更低成本、更少代价、更良性、更可持续的模式去实现。而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中国不仅将穿上“现代管理的鞋子”，还将向全世界出口Made in China的“管理鞋子”。
程明霞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